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与东盟的外交协调

东盟的外交协调受到东盟机制的有限性、东盟规范的约束力以及地区安全替代选择的制约.这表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出台并不能对东盟国家间的外交协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蓝图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有可能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在某些共同关切问题上的外交协调,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的集体立场,因此,中国理应对东盟这些新的合作领域给予关注和重视.     

东盟"安全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

本文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分析为研究视角,概述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要义,尤其是建构主义重要的研究成果;阐释了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所依仗的重要的"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及其根本解决办法.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东盟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重心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和地区治理。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东盟合作习惯、合作机制和经济决策参与者的变化,这也成为影响东盟决策实践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态度。然而,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东盟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后议程,为不能按期实现的目标提供补充方案。这事实上再次证明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一体化的起点。     

解析东盟共同体建设新思路

东盟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建设原则等作出了相关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东盟共同体建设独具特色,现有地区主义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完满解释.东盟共同体建设之路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新型地区治理实验,它给地区一体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以关注人的发展与安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保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地区认同为特征。其建设思路如下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来促进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分块建设,扎实推进;走多元一体化道路;开放式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为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新的舞台;为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路,从而有利于中国地区合作战略的实现。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

东盟框架内的多边主义一直是东盟安全战略的禁区,所以双边主义成为东盟主要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多边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利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东盟大多数国家认为双边安全合作仍然是主流,但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已经开始在东盟地区实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而且随着东盟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多边主义将会在安全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外交共同体:东盟外交文化的形成与实践——评《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王子昌教授的新著《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以专题的形式对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和东盟成立以来的整体外交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了东盟是如何通过整合自身力量形成外交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历史.该书不仅在宏观叙事上把握得当,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展示了其潜在的应用价值,是东盟外交领域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专著.     

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方向：超越文化共同体而走向人类安全共同体

韩国政府和学界在近十年内为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作出了不少努力,可是中国和日本却乏善可陈。中国学界就东北亚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内容也较粗泛。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评估,同时借用软实力展开对外政策,以北京奥运会为转折点,世界各国及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构建东北亚合作圈或共同体的努力和探讨过程中,若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作为手段或途径,很可能导致陈年旧账死灰复燃并扩大,使人怀疑其别有用心。东北亚共同体应排除强国的利己目的,使其发展为可以相互制约和均衡的较松散的合作共同体。若有积极性,可建构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在内的＂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来增强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交流。     

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及对东盟的影响CSSCI

美国自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印太战略支柱型国家积极响应,各自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形成了所谓四国机制。地处美国印太战略核心区域的东盟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东盟对于印太战略也表现出迟疑态度。东盟认为,美国印太战略阻碍了东盟的发展和安全。美国出于无法单独应对中国的认知,推行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而非东盟化,目的在于安全上侵蚀东盟的作为空间,实质上却消弭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动摇了其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最终给东盟造成经济地区主义与安全地区主义、传统安全的方式与东盟方式之间的矛盾和维护东盟外部中心与内部团结冲突三大困境。东盟虽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但却面临对其国际地位的考验。     

论"东盟经济共同体": 必然性、可行性与挑战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东盟经济共同体"构想进行分析,认为首先应了解"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必须的选择;而东盟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则为"东盟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可行基础.但同时,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经济上较高的竞争性以及"东盟方式"也对其形成了一些挑战.因此,东盟最终会建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只是过程比较曲折.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效及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研究

2023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并不断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认可,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对该倡议采用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影响该倡议全面深入的推进。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究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可望助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排除干扰、增加动能。     

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动力 ——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来解释东盟演进的动力.本文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提出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关系,加深对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认识.冷战时期,东盟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自主,在安全目标上以东南亚中立化力求战略自主、避免外来干涉,在安全手段上侧重和平解决争端,强调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故而安全成为东盟演进的主要动力.冷战后,东盟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把地区发展作为组织演进的中心和动力,在政治安全层面强调以发展安全为主,在经济层面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话语认同对于东盟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话语认同在东盟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九十年代东盟的安全

谢尔登·W·西蒙(Sheldon W.Simon)的《九十年代东盟的安全》全文发表于《亚洲概览》(Asian Survey)1989年第6期。西蒙为美国阿里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系教授。本文是准备参加1989年2月由美国国防情报学院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召开的夏威夷会议的修正稿。在此之前,作者曾访问过中国、新加坡、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访华期间,1988年6月曾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座谈。在本文中,作者开列了影响九十年代东盟安全的多项因素,并就其可能的变化进行了探讨。诚然,本文还没有就各项因素的交叉组合展开动态的、深层的研究。作者最后描绘了一幅关于九十年代东盟安全的乐观图景。这幅图景的构思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包容着空想的成份。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是较为客观的,但某些观点则未尽可取。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

新现实主义认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 ,作为个体的国家在结构或整体的层次上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 ,国家处在安全困境之中。对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建构主义做了新的解析。它认为安全困境并非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 ,而是由行动者建构的。行动者的实践互动造就了不同的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 ,因而行动者之间可能出现安全困境 ,也可以构成安全共同体。     

化解危机:东盟民族冲突与预防性外交

民族冲突长期困扰着东盟国家,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如何借助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已成为东盟维护本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东盟接受加利所倡导的预防性外交概念,开始着手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建设与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东盟目前所发展的预防性外交,其作用仅限于应对国家间争端与冲突,难以触及东盟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问题。客观上,东盟各国需要通过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否则东盟在民族冲突面前将难以有所作为。但关键问题是怎样使预防性外交在化解东盟民族冲突中行之有效。完善预防性外交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寻找本土化解决办法,将是东盟提高其预防性外交行动能力、有效应对民族冲突的重要途径。     

东盟、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东盟和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双方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双方在安全政策 ,运作方式和民主、人权的日程设定上都存在着不同 ,但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 ,都不反对双边军事同盟。     

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

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变量,其相关研究为理解不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建构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其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不断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理性偏好对应不同的共同体意象,进而导向不同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实践。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中国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其进行的"孔子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理性调和个体理性,以命运共同体补充功能型共同体,以"孔子改善"开解"格劳秀斯困境",是当代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走出西方困境、获得真正的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