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放弃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的革命性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实质是反对中共对革命的领导。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成功一个民众党”。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还说:“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因此必须宣传、引导农民、     

关于中共与抗日同盟军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亦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下旬至7月12日,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及重镇多伦,收复察哈尔全省失地。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军对同盟军进行“围剿”和日、伪夹击,以及中共实行过左政策,使冯玉祥在内外交困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下野,随即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一生大起大落。他的经历和才华一度使他成为最受共产国际欢迎和重视的中国革命者。他是中国第一位赴苏俄采访的新闻记者;他协助共产国际代表,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之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然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却被迫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屡遭王明一伙的打击和迫害,这一切,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密切相关。     

试析米夫与“中共六大”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米夫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他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筹备、组织以及起草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工作;在＂中共六大＂会议上针对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他提出了独特见解。不过,他对＂中共六大＂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笔者想通过探讨米夫与＂中共六大＂及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客观地来评价历史上的米夫,以求获得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共产国际和苏联推动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加入南方统一战线,这是与共产国际、苏联的争取和帮助分不开的。共产国际、苏联在推动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战略取得成功后,决定在北方推动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本文着重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中央对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可能条件、战略方针以及进行实际工作等方面作一探讨。     

试论中共如何应对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的合作

中共对国民党与张作霖、段祺瑞的合作持反对态度,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国共合作后,中共继续揭露军阀的本质,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周旋,批评其北伐政策,呼吁依靠民众力量。对于1924年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也不赞同。这些做法,体现出中共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且,中共妥善地处理了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复杂的形势下,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中央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地进入政治局,     

评陈独秀与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

学术界对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存在着传统的误解,曾断章取义地批判陈的言论.不少人认为陈在大革命时期一贯右倾,其实不然.档案史料明确展示出:中共"四大"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要和国民党争夺"旗帜",即放弃领导权.陈力图纠正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陈致维经斯基的信中的核心问题是反对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国共关系上的右倾错误.陈主持的中人"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不是偶然的.而"四大"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缺陷又与当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有关.     

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之助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确定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不仅推动了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在北方推动了冯玉祥加入国共统一战线,使国民军走上了援助北伐战争的道路。冯玉祥原是北洋军中的一位将领,但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精神。辛亥革命后,冯玉祥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在带军进驻     

“从联盟转向联合”——对维经斯基提出的一种国共合作形式的讨论

伴随五卅运动而来的国共党内合作中的纠纷,中共内部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对此,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予以反对的同时,提出了一种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式,即"从联盟转向联合"。这种方式的提出与维经斯基强调中共的独立性有关,之后也得到中共方面的认同。这一合作方式既与此前的党内合作方式相异,又与党外合作方式不同,其概念是模糊的。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两条方针之间的差异辨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一致都赞成和平解决。然而两条和平解决方针在对事变本身的性质、发生事变的原因、是否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各自提出方针的出发点不同。     

试析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问题

苏联和共产国际起初不主张立即北伐 ,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北方形势恶化 ,给广州国民政府造成很大威胁。二是帝国主义奉行孤立苏联的政策 ,反苏倾向加剧。苏联需要调整对华政策 ,采取暂时退却的“喘息”方针。中山舰事件后 ,蒋介石急于北伐。莫斯科仍反对北伐 ,主要是担心北伐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和蒋介石军阀倾向的增长。直到北伐军逼近武汉时 ,莫斯科才开始认真对待北伐问题。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遣中国的代表布勃诺夫、鲍罗廷、维经斯基对北伐的态度各异 ,支持、动摇或反对 ,皆有之。而维经斯基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北伐立场带来负面影响。各方对北伐都不是根本上否定的态度 ,而本质上是“急进”还是“缓进”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 ,莫斯科多着眼于长远的全局 ,而驻华代表则更看中眼前和局部     

陈独秀与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是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中共二大前,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关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提议.但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推动下,以及考虑到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转变,向国民党表现出了合作诚意,并在中共二大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虽然中共还没有接受马林“党内合作”的主张,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共二大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进步.     

叶挺脱党与重新入党

中共“六大”前夕,叶挺奉命赶到莫斯科述职,他本来想去把情况(注:指广州起义失败)说清楚,但是王明等人却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只是一味地批评指责他。“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上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共产党。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蒋介石扣留监禁。在五年多的因徒生活中,叶挺拒绝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利诱,始终对中国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经过中共     

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特别是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找到新的革命道路以后，更焕发了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他坚定地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是在1922年夏陈炯明叛变之后才确定的。在此之前，他虽然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但还没有下定联俄、联共的决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建议下，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抗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为中共中央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常驻机构,1933年至1937年参与或直接领导了中共东北党的工作,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指导建立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其对东北党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客观上适应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但由于未能建立起东北党组织统一的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联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在满洲省委撤销过程中组织方式上的问题与失误,也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李大钊为什么是促成国共合作的“主角”和“理想人物”

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据与会者回忆,李大钊基本上赞成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认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既定政策的好办法。西湖会议最后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共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共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共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共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陈独秀四次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被共产国际认为是中国大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但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他致信维经斯基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六点理由。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经过1922年8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被迫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的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內合作”形式,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积极作用:一、加快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促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到来。因为孙中山是反对“党外合作”形式的,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民主革命。中共若拒绝孙和共产国际提出的“党內合作”形式,国共合作时间必然推迟。二、共产党员置身于国民党组织,一定时间内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壮大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三、向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