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

被害人同意包括被害人合意和被害人承诺两种形态。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上,围绕被害人承诺的体系性定位,存在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还是排除违法性之争。被害人承诺属于利益阙如而非利益冲突的情形。如果客观归属属于构成要件阶层,意味着构成要件阶层可以做价值判断以出罪,被害人承诺也应是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内容。依照被害人承诺排除构成要件、结束犯罪审查后,并不妨碍法官根据其他法律宣告行为合法。一元论和二元论在实践效果上都是出罪,只是二元论肯定了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在后。在四要件犯罪构成论中,被害人承诺是阻却犯罪构成的事由。     

被害人承诺新论

被害人承诺的关键应该是结合中西方犯罪论体系发现其基本意义并进行适当的归属。应该从实质的违法性理论出发,以利益衡量说为主导,综合考虑社会相当性原则,从而对被害人承诺的本质进行界定。被害人承诺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它与犯罪构成的逻辑层次问题关系到我国整个犯罪论体系结构的合理性,是否必须重新解构,需要考察中外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与整合性,不应当进行简单的排列组合。     

日本的被害人同意理论及其启示

日本的被害人同意理论是其犯罪论体系之违法性论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论述了被害人同意的种类及成立条件,根据有效的被害人同意所符合的条件规定就可以判断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及相约自杀、被害人同意的伤害行为、治疗行为及体育竞技中的伤害等行为的正当性。而我国现行刑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同意理论,而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案例时有发生,为了便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处理纠纷,也为了我国刑法学的日臻完善,建议将被害人同意理论作为法定的正当化事由规定在刑法中。     

浅析被害人承诺犯罪性的排除

在刑法理论上被害人承诺是一个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在法律实务中,经被害人承诺实施的行为有多种法律效果,犯罪性的排除不是必然结论。本文论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分析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各种法律效果,对其排除犯罪性的理论根据进行了阐述,重点讨论了排除犯罪性的条件,希望能够对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

刑法学中的被害人概念应当与犯罪学中有所区别。在犯罪论中,被害人对犯罪论体系的完善有重要作用;在刑罚论中,被害人因素对刑罚功能的发挥、刑罚目的的确立、刑罚的具体裁量也有极大影响。应当在刑法学领域加强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     

浅析被害人承诺犯罪性的排除

在刑法理论上被害人承诺是一个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在法律实务中,经被害人承诺实施的行为有多种法律效果,犯罪性的排除不是必然结论。本文论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分析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各种法律效果,对其排除犯罪性的理论根据进行了阐述,重点讨论了排除犯罪性的条件,希望能够对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定位与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正当行为仅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情形,立法者并未将被害人承诺列入其中,所以,被害人承诺在理论上被视为是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经由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排除犯罪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的自由决定权和刑法的谦抑性。当然,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均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同时具备主体、主观、法益、时间和目的等要件的承诺才可以排除其社会危害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     

浅析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理论是来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之理论,即行为人意欲侵害某种法益时,如果这种侵害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被害人所追求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对被害人的侵害。现在的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同意他人对自己可以支配之权益进行处置或侵害。[1]许多国家已将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研究。文章将通过外国刑法对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规定来简要分析一下被害人承诺是什么。     

被害人承诺研究

从法谚“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演化出了被害人承诺问题。从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 ,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盖因在《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被害人之承诺。但是研究被害人承诺 ,知晓被害人承诺的刑事法依据、被害人承诺的构成 ,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以及讨论现实中的治疗行为、安乐死等问题会起到帮助作用。     

论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德国问题”

关于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德国刑法学界历来有"二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对于我国主张全面引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革命派"而言,需要审慎思考"一元论"对刑法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影响;对于主张维持"四要件"基本格局的"改良派"而言,也可以从"一元论"中汲取资源,将被害人同意纳入"四要件"框架内予以重新解释。此外,笔者认为以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之争为辐射源,可以从中引申出关于法益概念以及问题性思考等具有一般性意义、需要各种立场共同回应的深层次问题。     

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现代社会广泛认可、但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其法理基础是,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首要任务,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被害人承诺的适用范围,应是除了侵害生命之外的一切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必须从体现被害人的真实意思的角度来考虑;被害人只有在有关法益处分的决定上具有错误的场合,其承诺才无效;推定承诺,兼具被害人的现实承诺和紧急避险的特征,其适用要受到严格限制。     

刑事被害人救助与刑事被害人权利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进程

(一)被害人学在亚洲的传播由三位被害人学之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推动的被害人学,在其历史发展的较早时期便已经传到了亚洲国家.     

从“被害人学”角度看《红楼梦》中数人物致害的不良心理

“犯罪被害人学”是以科学地探讨在犯罪发生时,被害人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被害人的态度或行为与诱发犯罪有何种关系,以及被害预防等为目的的学科。本文尝试从被害人学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从招致损害的不良心理角度着眼,简单评析《红楼梦》中的数个人物。或许能借古以喻今,为现实生活中人的处事行为树一面镜子,尽量减少损失困苦,防止被害,起到一个警示借鉴的作用。     

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基本特征和被害预防责任的归属

环境犯罪被害是一类新型特殊的被害。与传统被害人比较它有自身特有特征:被害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被害原因行为价值判断的似是而非性,被害的间接性、累积性、不可逆性以及空间广延性,被害的国际间弱势转移性,等等。鉴于此,国家应承担首要的环境犯罪被害预防责任。就现代中国而言,国家预防责任的实现以宪法确立公民环境权为转折点。     

Victim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ccident setting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ase in which potential victims affect each other by taking care. Analyzing standard liability rules, we show that the rule of strict liability with a defense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is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induce the efficient outcome, i.e., this liability rule ensures efficiency if victims affect each other negatively, that is care by one victim increases the accident exposure of other victims. This rule also makes attainment likely if victims affect each other positively, that is if care by one victim decreases the accident exposure of other victims. In contrast, other standard liability rules fail to induce first-best care.     

犯罪场语境下的被害预防

在犯罪场中研究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互动,通过预防被害来控制犯罪,无疑是预防犯罪的一条有益的路径。在对传统犯罪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犯罪场进行重构,主张建立以犯罪人和被害人双向互动为中心的犯罪场,并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犯罪场中的基本要素,探讨犯罪场中各子系统内部的运动规律和各子系统相互间的运动规律,针对这些规律,提出了在犯罪场中预防被害的建议。     

论被害人的控诉

公诉案件性质决定 ,被害人在执行控诉职能上并不与控诉机关并驾齐驱 ,而是有主次之分。控诉机关的控诉始终是公诉案件中的控诉主轴。     

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几个法律问题

当前,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MBO)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及障碍,实际操作中应谨慎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托制度引入管理层收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使MBO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得以实施。但是,MBO的信托解决,并不能解决管理层收购的深层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