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

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及其直接司法救济的可行性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对于该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有的国家仅把宪法社会权作为不可直接司法救济的宣示性权利;有的则采取了“弱救济”的方式,更多尊重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裁量权;也有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会采用“强救济”的方式,直接判决强制实现宪法社会权。实际上,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转化适用“弱救济”与“强救济”。在宪法社会权领域,不可过分依赖司法救济,而应更多地由政府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具体实现。排除了直接司法救济这一必要条件,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法益性权利:权利认识新视域

权利由法律明确规定和保护,为权利人享有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范围,同时也为其他主体不侵害该权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警戒线。但法益性权利概念表明,在权利与社会观念相冲突、权利设定存在缺陷以及司法政策选择性保护和限制等场合下,权利也会蜕变为实质上的法益,权利的保护也可能会表现为“弱保护”。研究法益性权利问题有利于廓清权利损害赔偿的灰色地带,拓展权利救济的视域,从而促进权利保护制度的体系建构和完善。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纳税人权利话语之法理形构

有关纳税人权利话语的实践性议论和法律议论唤起了法学方法论的觉醒,但关于纳税人的权益如何构成一项公法上主观权利或宪法权利的争辩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如果直接从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切入,再加以层级化的结果,可以将之分为:自然权、宪法基本权利和一般法律权利三个层次,税法上的纳税人权利的主观公权利性质似乎没有疑问,但是宪法层次的纳税人权利面临着法律实践和理论的困难,在宪法解释学意义上所谓“纳税人基本权利”也许可以解释为宪法基本权利和纳税义务之间的平衡。     

人权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反恐法律机制

近年,出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需要,形成了国际金融反恐法律机制。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与公民金融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以及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等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在加强金融反恐法律机制的同时,我国仍需要健全金融反恐法律体系,调整金融反恐执法机构职能,加强金融反恐措施侵害个人权利时的法律保障,完善金融反恐法律机制,实现反恐怖主义与人权保护的平衡。     

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的人权视野

一、国际动向:知识产权的人权议程 最近几年,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日益细密、并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具体说,知识产权制度的深入发展,是否在消极地影响着人权的充分实现,正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一个前沿问题.     

人权保障视野中讯问方法的合法运用

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其方法上受到人权保障原则的制约,讯问方法的运用因此不得不面临人权保障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标冲突。讯问合法性的实质标准在于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但纯粹的、彻底的自愿供述不可能是讯问合法性的绝对标准。为兼顾人权保障与侦查效率,我们既要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也要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允许运用可能对供述自愿性构成轻微损害的讯问方法。     

隐私权与名誉权之法理比较分析

目前,<民法典>的全面编撰时机已经成熟,有几个版本的草案已经公开,各个版本中的人格权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将隐私权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试图以法理分析的方法对隐私权与名誉权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出二者之间共同点与区别,以澄清实践中的一些模糊认识.由于已经有一些文章对二者之间的区别论述得比较多,故本文的核心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希望能对人身权法的修改与完善,实践中关于陷私权与名誉权的模糊认积起到一定的益处.     

人权视野中的人格权

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权利冲突论——一个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

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法律生活、司法实践之中 ,而权利冲突本身却是一个尚未被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法学界仅有几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初步地讨论权利冲突的概念、原因及解决等几个相关问题来澄清人们对权利冲突的认识。     

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一个政策的视角

通讯与信息(ICT)产业的健康发展,要求有完善的ICT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政策为基础.尽管有些问题仍待深入讨论,但总体采说,近年来关于ICT标准化中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已经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了基础.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抓紧提上政策日程.具体到ICT标准,考虑其标准化的国际特征,应该优先考虑国际政策.     

从民法上的环境权到宪法上的环境权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将环境问题列为世界第三大问题,环境权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学者们从不同的法律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于环境权的认识。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的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替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环境权理论对我国的宪法从观念到条文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比较法考察

在侦查阶段,大陆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而律师很少实施.证据保全制度和阅卷制度可以改善律师取证能力的不足;英美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较高,但其取证能力无法与控方相提并论,强制证人出庭程序和证据开示制度可以弥补其缺陷.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在谮侦查阶段调查取证问题上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际上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囿于法律规定、调查能力和取证动力等条件的限制,律师调查取证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法律上都有相关措施来弥补其不足.因此,我国也可以完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条件.设置相关保障措施,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