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购买中的“政社互动陷阱”: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四川省C市W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都离不开对"政社互动"关系的探讨,"政社互动"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而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恰为"政社互动"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以"政社互动"为切入视角,对C市W区政府购买服务过程进行解构发现,"政社"在互动过程中暗藏陷阱,即存在"异化合作""组织趋同""合作内卷""行政依附"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政社互动失灵"。由此,政社互动陷阱的生成逻辑根源在于购买服务实践的双向形塑,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     

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H市“治水五人组”的分析

水污染是我国着力解决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治理水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政社合作治理水污染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构建囊括"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H市"治水五人组"实践,探究水污染治理领域政社合作的实现路径。目标一致和资源依赖推动了"治水五人组"成员形成合作意愿,而制度与培训双重供给促使合作双方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行为则表现为日常巡河、河长固定活动日、河长论坛。要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政社合作,应当促进合作双方对合作目标的高度认同,赋予社会公众合作身份且提供能力培训,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会议活动为载体的合作行为,并推动合作双方建立增效式合作关系。     

深化基层政社互动 创新村居民主治理

正政社互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而村居社区是社会主体的重要单元,因此提高村居治理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政社互动的前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机制创新,逐步厘清政社之间的权责边界,从尊重社会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政府依法需要村居协助的事项采取了契约模式等,规范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减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负担,释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分离与重构: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是国务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治理架构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除了科学厘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度激发市场活力外,也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和资源支持。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连接带,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中发挥着风向标之作用。充分依托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整体要求和推进路径,依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治理角色和职能内容,打造政会之间的权责清晰、合作共赢的治理关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社分开的基础:领导权与治理权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因政府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的矛盾而进展迟缓,这一矛盾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误解。政社分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分开,即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这一分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切合政社分开改革的实践。它有助于解决使社会组织和团体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组织这一政社分开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助于在基本的功能上划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也有助于解决改革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治理权全部放手,政府需要在它治理的领域里承担起它的责任,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职能。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后工业化对“执行者”角色政府的挑战及转变

近代政府是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的基本框架之上的,政府被设定为执行者角色。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执行政治命令以履行有效管理社会的职能。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化进程,政府失灵的现象频频出现。当我们追根溯源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其本质原因在于政府执行者角色已经不再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治理需求,政府的存在价值已不再局限于"回应"社会诉求的层面。面对社会其他组织日渐强烈的自治行动诉求,合作治理社会的模式逐渐成形,政府的服务者角色意识逐渐觉醒,政府从执行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型是从本质上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重要方案。     

服务购买中政社依赖关系的生成机理与应然路向

政府购买服务是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之举,独立而平等的合作双方是购买关系成功的前提。在我国服务购买的制度实践中,独具特色地形成了政社依赖关系。这种政社关系的发生机理主要体现在:历史维度的政治文化原因,现实层面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国际经验的"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心理效应中的关系强度影响合同绩效。这种政社依赖关系不利于合作绩效的提升,因此要从逻辑起点、发展方向、行动指南、合作形态等方面为政社关系指明应然路向。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偏离现象及其内在逻辑研究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名义下,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反而陷入偏离情境之中。从社会组织身份属性的角度对政府购买偏离现象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关系形态划分为依附性与伙伴式合作两种类型。在依附性合作关系的制约下,政府在选择承接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的提供者时,往往以选择性缔约为制约条件,采取非竞争性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方式,甚至很多社会组织就是为了承接服务而专门成立的。伙伴式合作关系下政府在选择公共服务购买的提供者时,采取的是公开招标方式,社会组织自愿投标参与,政府公开选择。然而,伙伴合作关系存在被依附型关系稀释的风险,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并未构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协作式伙伴关系,而是在嵌入了原有的关系规则下形成了非对称的依赖关系。政府并不是放松而是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管制,社会组织的力量仍然很弱小,"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依然主导着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边关系。     

合作中的伙伴关系: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关系策略研究

随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和大量社会组织的孕育与发展,原来"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模式逐渐向多元化的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大量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介入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逐渐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有效载体和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具体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治理的各主体参与者,尤其是各类社会组织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建构,形成了社团共享、志愿性参与、项目制运作、机构介入式服务等参与社区治理的生存策略和关系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实践应该是社区治理的各参与者,包括地方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社区居委会、各类社会组织及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合作、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一种"合作中的伙伴关系"。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     

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行为过程—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迭代过程。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派生型组织如何社会化运作:内外部环境间组织资本的优势转化——以F市禁毒协会为例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派生型组织研究形成了对于"控制—依附"型关系的认识并得出行政化运作的结论,然而,迫于组织目标和生存发展所需,派生型组织存在由行政化运作向社会化运作转型的需要。本研究以F市禁毒协会的运作模式转型为个案,在深入研究内外部组织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组织资本概念,强调身份资本、信誉资本与治理资本能够实现优势转化。同时,派生型组织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还发展出了相应的操作化方案,总体呈现为适应性权变的行动策略,能够抽象为合作性吸纳、责任性信托与竞争性结盟三类转化机制。这一从行动主义视角切入的派生型组织分析,修正了既有的结构论争中对政社关系的固化认知,且从社会组织研究的角度回应了体制优势向治理效能优势转化的时代议题。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联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三社联动”视域下单位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以内蒙古B市D社区为例

"三社联动"作为当前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已引起多方关注,内蒙古B市D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实践表明,在单位社区的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政府等基于社会理性化逻辑形成了一致的社区发展目标,促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合作行为,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理性的发育,使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三医”联动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作为医疗卫生系统核心主体的医疗、医保与医药,经历了从体系分立到整体协同的发展历史。围绕健康资源配置,"三医"之间达成契约治理的合作规则,最终指向健康绩效,由此形成"资源配置—契约治理—健康绩效"的"三医"联动逻辑,结成"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协同"的"三医"内部互律机制、"三医"之间互嵌机制与"三医"之外互融机制,通过"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的路径进行联动优化,最终走向健康合作治理。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基于中关村地区X组织的案例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面临的是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于环境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下秩序重构问题的现实考虑。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地沟通,进而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中专业类组织,成为影响行业领域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能够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文章结合一个服务地区企业的行业协会——X组织的成立、运作及活动案例进行阐述,希望进一步丰富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区域间秩序建构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