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治理性失能群体”: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对全面性和彻底性的要求是基于健康和安全这些底线性价值提出的,但是在实践层面总会存在一些不可及人群主动或被动地逃脱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系统的管控,成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治外之民,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的产生。借助生理性失能和政策性失能的分析框架,可以将这些群体定义为治理性失能群体。根据失能者的特征可以将治理性失能划分为主动型失能和被动型失能两种类型,对主动性失能者的治理主要以底线思维为标准、以司法手段进行严厉打击;对于被动型治理性失能者则要通过替代性嵌入、重构本地化生存和建立全面的治理性吸纳方式等手段重建其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从而化解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确保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效果的完整性和彻底性。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

技术赋能与制度赋权不断增进当前乡村社区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的融合。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从乡情涣散到情感回归、从负面情绪到情感重塑、从治理乏力到“治理有效”的演进维度,乡村社区情感治理在范式、内容、工具、效果等治理新转向,持续凸显乡村社区治理的转型价值。在运行逻辑上,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功能互补,协同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效能。从治理理念、行为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层面,解构了乡村社区情感治理的运行机理及其行动逻辑。对于价值脱嵌、结构离散与集体行动困境等乡村社区情感治理问题,可以分别用乡情价值回归、党建引领乡村情感治理行动网络、乡村情感柔性治理机制重塑等政策工具予以回应。     

乡村是如何争取政策资源的——一个“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

政策下乡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村庄,虽然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特征,但在资源争取的结果和效率上却相去甚远,有的村庄甚至实现了从“缺资源”到资源“多”且“优”的转变。因此,观察村干部究竟是如何有效争取更多政策资源的,具有特殊意义。以河南省兰考县Z村为个案,尝试挖掘村庄争取政策资源的经验事实背后的“隐秘”维度,提炼出“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即以村治为主、以政绩为辅,确保争取政策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脱胎于国家干预主义、有助于激发村庄内生动能的制度性实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从结构断裂到“双轨一体”:第一书记制度下的乡村治理变迁——基于鲁西北D村驻村帮扶的个案研究

第一书记制度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推进治理有效的创新机制。基于“国家一村级党组织一乡村社会”的分析框架和“结构一过程”的分析策略可以发现,鲁西北D村的驻村帮扶工作既嵌入在政社关联链条断裂的前置背景中,又呈现为一个从外来书记进场到村级党建强化再到乡村社会整合的延展过程。一方面,通过释放驻村干部的自主能动性,第一书记制度成为基层治理体制的重要补充,不仅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导入一线治理场景之中,也构造了双轨治理结构的协同并行;另一方面,通过发掘乡村社会的内生动能,第一书记制度还形塑出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不仅使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复归落位,也构建出双轨的一体融通与相辅相成,从根本上呼应了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的本土治理逻辑。     

“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在乡村振兴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下,片区已成为部分地区进行村民自治试点的新型治理工具。片区自治将人为划分的片区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村与组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单元,从而实现治理单元的适度下沉和重塑治理单元的配置模式,以及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层级化和弹性化的一种实践形态。片区自治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村治体系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政策试点空间的政策性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性因素以及适度规模效应的组织性因素等相互激荡而成。行政力量持续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自治组织营造、治理规则创制成为片区自治得以运转的有效支撑。然而,作为一场探索中的实验,片区自治尽管在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网络、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厘清自治权能、提升组织能力等途径提升农民主体性。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嬗变、治理挑战及路径选择——基于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分割化”趋势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与网络犯罪不断融合,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分割化”趋势凸显。在该趋势影响下,网络有组织犯罪出现了嬗变,表现为组织特征的部分消解和行为特征的网络分解,给司法实践中网络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带来挑战。有必要完善对有组织犯罪的评价模式,秉持网络“分割化”趋势下有组织犯罪是传统有组织犯罪的嬗变发展的立场,推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更好适用于网络“分割化”趋势下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修正有组织犯罪组织认定标准,由此来构建精准高效的网络有组织犯罪治理模式。     

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读后

在《小村故事》中,朱晓阳利用人类学的地志学整体论进路,通过对小村地景的“彻底解释”,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秩序的深度发掘和对农民—国家关系的重新表述,使得“混融—差序性”模式有力地突破了长期在中国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支配—反抗”模型,进而使政治人类学具有成为显学的可能。“彻底解释”进路的前途在于其在村庄地景研究、农村社会研究、法学研究、法律方法等领域中的启发意义,而其不足在于其研究策略与中国整体性区域差异的内在张力。将具备可操作性的区域比较方法和能够对某一村庄进行“连根拔起”的彻底解释进路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更好地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的学术方向。     

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读后

在《小村故事》中，朱晓阳利用人类学的地志学整体论进路，通过对小村地景的“彻底解释”，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秩序的深度发掘和对农民—国家关系的重新表述，使得“混融—差序性”模式有力地突破了长期在中国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支配—反抗”模型，进而使政治人类学具有成为显学的可能。“彻底解释”进路的前途在于其在村庄地景研究、农村社会研究、法学研究、法律方法等领域中的启发意义，而其不足在于其研究策略与中国整体性区域差异的内在张力。将具备可操作性的区域比较方法和能够对某一村庄进行“连根拔起”的彻底解释进路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更好地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的学术方向。     

整体性治理的精准指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整体性治理思想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整体性治理是策略路径,精准指向是靶向目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紧急程度、公共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属性是驱动整体性治理的刚性约束;中央高层自上而下的动员部署,统合“党政军群”一切力量,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整体性治理的运转轴心;地方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约束力,塑造体制联动效应以回应治理任务是整体性治理的纵向逻辑;寻求社会共识构建和资源支持,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是整体性治理的横向逻辑。“精准防控”和“科学救治”是整体性治理的精准靶向目标。     

差序异构:政府职能边界模糊的新解释——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例

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权责一致是构建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原则。然而现实中政府部门职能边界时常模糊。我们将同一政府部门在不同行政层级中的相对地位差异归纳为差序异构。分析表明,部门差序异构越小,其职能边界就越清晰稳定;那些政策权威低且监督执法资源丰富的部门,通常难以专业自主地开展工作。差序异构具有一定合理性,与中央关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要求亦相符。差序异构和权责同构一道,塑造了中国政府部门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与经典府际关系理论形成对话。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灌溉与乡村治理

农村灌溉设施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农村普遍存在水资源灌溉的困境。社会资本引导下的自组织灌溉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村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村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解决乡村自主组织所面临的“搭便车”、可信承诺与激励监督问题,因而既是农村灌溉自组织管理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源。     

中国改革路径的产权分析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这在中国体现为一个分权化的过程 ,包括政府向企业放权和中央向地方分权两个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状况的基本特点是“政 (府 )事 (业单位 )不分”、“政 (府 )企 (业 )不分” ,政府全面介入经济和社会。政府作为政治组织 ,承担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任务。产权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 ,它的建立是从分权开始的 ,分权又催生了私有产权 ,中国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国正在建立的产权制度的特点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 ,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 ,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成为监管的主要任务。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村民自治背景下和谐乡村关系之构建

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影响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乡村关系存在不和谐现象,乡镇政府过分干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散漫化造成了乡村关系的失调与紧张,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乡村关系不和谐有乡村干部素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体制性因素.构建和谐乡村关系,应提高广大乡村干部素质,更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原因、危害与治理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正在进入“空心化”状态,这种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本文在阐释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状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乡镇基层政权出现“空心化”的原因,进而论述了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的危害,最后就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提出了路径选择。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知识产权与垄断的规制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垄断性质的权利,它的运行机制中包含了垄断的诱因。文章通过研究知识产权导致垄断的内在诱因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从知识产权外部规范和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的设计两方面提出了解决知识产权所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