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博弈分析及其对策组合——以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现象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在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中,政府间权责关系变迁、公共政策执行监控不力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受限等构成环境政策执行梗阻的根源。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推进公共治理模式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建立新型政绩考核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监控体系,健全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制度。     

突发事件治理中政府间的利益协作机制——以长三角为例

地方政府间区域协作是带动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利益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模式。地方政府利益由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组织利益、地方官员利益三部分构成。在长三角,利益主体机制存在着单一制与分权之间的矛盾、利益目标不明确和利益制度保障不完善是区域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政府间区域性协作机制不能生成且产生效能的主要因素。利益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的确立和执行。     

从科层到网络：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体制,实行纵向行政性分包和横向结构性分权的组织模式,导致了权力分配、资源占用和政策执行的碎片化。网络治理机制比科层机制更灵活,比市场机制更稳定,比自治化机制更适用,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从科层机制向网络机制演进,是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央地方多层级治理和政府企业社会伙伴治理的有机结合。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典型模式,产生于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逻辑和有限理性选择,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且被不断形塑。通过解码运动式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其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多维困境。因此,面对国家治理总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新型常态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依靠制度化的分权系统获得政治支持。只有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宏观环境优化目标,立足于开放参与政策体制的中观平台搭建过程,落实于地方治理创新的微观行动实践基础,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体系,促使国家制度建设定型化,才能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责任机制及其反思

压力式问责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常用的手段,也是地方压力式治理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细致化的责任分解、立体式的责任监督、强有力的问责过程以及联动性的问责结果.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种问责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符合现代政府问责机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     

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及其矫治

在行政分包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决策须兼顾上级政府满意度、官员个人政绩和区域公共福利等诸多因素,差异化的多元目标导向追成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边缘化.建立激励约束相融机制,矫治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是提高流域公共治理效率、促进流域永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波三折”何以发生：竞技体育“体能测试”政策执行的波动逻辑与调适机制

执行压力变化引起政策执行波动已是学界共识,但执行压力变化的原因机制尚不清晰,打开这一黑箱有助于深层次理解政策执行波动。本文以2019—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推行的“体能测试”政策为例,结合政策文本和深度访谈,以执行压力的变化为线索,基于执行者视角分析不同阶段执行压力与执行策略互动变化的过程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决策者通过号召动员机制、行政控制机制与社会吸纳机制塑造了不同压力强度的执行情境,执行者在变化的执行压力中分别以自利动机、政治任务与政策目标为行动导向,策略性地执行政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目标冲突、激励与约束不足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使追逐短期利益成为理性选择,政策出现消极执行;在“一票否决”的强激励与硬约束下,完成政治任务和规避问责风险的非常规手段,助推政策走向运动式执行;公众舆论通过调和压力强度对运动式执行进行纠偏,使政策目标重新引导政策常态化执行。以上发现从竞技体育领域拓展和深化了政策执行波动的相关研究。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恩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类型划分及治理机制

随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依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新表现,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主要类型。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标准、整合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确保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按理办事、有据可循、有路可行和有法可依。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村级治理的新机制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本着坚持党的领导、实现村民自治和严格依法办事相统一的原则,探索建立了村级组织治理制度,形成了规范运作的村级民主自治新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当前农村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推进了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资源匮乏地区能人治村广泛出现。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资源要素的地域分布构成了能人治村的时空背景。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相互推动形成互构机制。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对能人治村的形塑过程体现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撬动行政权力,使获得政策资源的村庄加快发展;能人治村对政策实施的反推机制表现在,能人通过有效治理打造亮点示范村,带动政策广泛实施。政策实施主导下的能人治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主导下能人治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能人过度追求治理成效侵害村民权益,治理行政化损害基层民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加强对能人治村的规范和引导,确保其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与治理:经济全球化视阈中的规制研究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以前就预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今天的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是其有力的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危机的传导也日趋复杂,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及新型媒体与经济危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在经济危机的传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要以此次经济危机为鉴,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相对不足的基本矛盾,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推动建设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对经济危机进行有效的预防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