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

后税费时期,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及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合法性排斥结构。文章借用发展社会学中的概念,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并试图放在后税费时期的基层治理机制中理解精英俘获得以出现的内在逻辑。精英俘获极大削弱了后税费时期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话:新加坡政治精英选拔之思考

实行精英主义是"新加坡之谜"的关键所在。精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谁是精英。在新加坡获得精英身份的途径就是由资深精英予以认可。李光耀认为,政治精英主要包含了"品性"、"动机"、"人格"和"意识"等内在要素。这些内在之物需要通过对善治有共同信念、价值观的精英之间的持续对话才能深入了解和把握。人民行动党已经形成了一套运作有效的精英选拔制度,其核心精神就是对话,这一角度有助于重新认识"新加坡之谜"。     

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分化、困顿与提升

目前,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可以分为引领型精英治理、维持型精英治理、滞后型精英治理与异变型精英治理等四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常态精英治理,后两种为病态精英治理。不同类型的精英治理存在不同的困顿,集中表现在法治权威弱化、高质量人才缺失、群体隔阂、精英异化等方面。为此,可从健全选举制度、吸纳乡贤人才、规范精英行为、促进权威融合等方面对村庄精英治理进行提升。     

富村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制度安排,富村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村委会主任与村支部书记往往在不同的场域中进行利益博弈。由于精英占有的资源不同,所形成的博弈力量有别,由此产生了四种博弈模式并出现了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二类村庄。从一定层面上看,村庄权力结构是否稳定不仅直接与村庄精英所拥有的资源量和博弈力量相关,而且与村庄公共理性和合作精神相关联,因此,只有加强农村制度规范建设,强化对农村精英能人的培训教育,提高他们的宽容精神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促进村庄治理的有序性。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内生动力回应制度不均衡时提供的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塘约村的公共危机事件激发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诱发了村庄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摒弃精英俘获,采取选择性激励、重复性博弈、参与式治理、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嵌入的方式,构建新的村庄治理结构。然而,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存在"搭便车""激励不足"等潜在风险,从而导致村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因此,为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而在时机成熟时促使部分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指导、扶持与激励,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的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     

论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资源系统及其优化路径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资源内容丰富,构成复杂,是一个包含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等在内的综合性系统。积极加强民主党派的建设,必须促进其参政议政资源体系的优化,积极加强参政理论建设,培育参政人才,完善参政议政的各项法律制度,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有益经验。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线性轨迹、逻辑框架与实践反思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应对耕地碎片化、空间无序化、土地低效化、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手段，然对其因由缘起、内涵意蕴、风险价值尚无明确界定。为有效指导实践，采用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线性轨迹、理论要义和实践价值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治理活动历经“元点式”土地整理、平面“工程式”土地整治以及立体“事业式”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其内容包含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环境整治，系统性是其时代要求，全域性和综合性是其内涵表征；从价值来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积极面向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内生整合，潜在风险在于指标财政、精英俘获与上楼致负。为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改革财税制度，党建引领村民自组织建设，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的制度匹配研究

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匹配。我国技术创新还面临着生产的制度结构向技术创新型转变缓慢、企业内部R&D建设缺乏制度支撑、创新成果保护与激励制度体系不健全、政府对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等问题。这需要积极推进生产的制度结构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以制度匹配推进企业内部R&D活动、建立促进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创新型企业家精英培育制度、建立有利于人才、技术和资源向企业集聚的制度保证等。     

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和平崛起"是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论阐述."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海选"、"直选"的比较与选择--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的调查分析

文章根据作者2003年寒假在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调查所获的资料,对村委会选举中所采用的“海选”、“直选”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海选”、“直选”都是现阶段村委会选举可行且有效的两种方式。但“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有发展前景,更有推广意义。“海选”与“直选”的模式选择与农村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体素质高度相关,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具体选择;同时,要尊重大多数村民意愿。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三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实现“三统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在实现“三统一”的手段和目标上,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则。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风格即人"与"文如其人"辨析

“风格即人”是布封提出的论点。对此 ,我们不应与中国文论中的“文如其人”进行简单比附 ,而应作具体的实际分析论证。风格是西方文论中特有的范畴概念 ,指反映作者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而非其他 ,故风格一般成为品评、鉴赏作品的标准之一。中国文论史上实际并没有这一概念 ,正如“意境”之于西方文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