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分配式协商民主：国家有效介入与社区居民自治培育——以城市老旧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探索为例

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去政治化的困局,老旧社区内生公共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普遍形成了“居民闹大—政府兜底”的特殊主义供给模式,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为破解此困局,地方创新实践中培育出一种“社区自主—居民自治”的普遍主义供给模式,取得较好效果。两种模式的实质差异在于国家介入社会方式的转变,激活了社区政治以及行政与自治相衔接的双轨治理。在城市社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双重稀薄的场域中,“自治轨”得以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为,在国家有效介入的前提下构建分配式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社区治理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目前,乌鲁木齐城市社区治理仍以政府主导,存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较差,缺乏参与的动力,参与结构不合理,参与方式被动,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渠道、制度、载体缺乏,参与效能总体偏低等问题。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是复杂重点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居委会、居民自身等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在转变社区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结构,营造居民参与的外部环境,培养居民社区意识,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健全居民参与制度、拓展居民参与的空间,引导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加强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居民社区参与的制约因素

所谓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和组织以各种方式或手段直接或间接介入社区治理或社区发展的行为和过程。我国的社区参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推行的社区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全国各地居民们的社区参与情况来看，现状并不容乐观。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双重统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聚集。党组织凭借其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搭建平台,将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并进行有效整合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是主体协同。属地党组织召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协同应对,以科层体制内部动员的方式将政府“再组织化”,以此实现集中办公和有效治理。党组织在有效凝聚治理资源的条件下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推动各类主体真正融入社区治理场域并发挥长效作用。“双重统合”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与各方治理主体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