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     

俄罗斯联邦的动员准备和动员制度

1997年《俄罗斯联邦动员法》是俄罗斯调整动员准备和动员活动的基本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动员准备和动员制度，既包括动员准备和动员的具体事项，动员准备和动员领域的权限划分，组织和公民的义务等一般法律制度，也包括动员准备和动员的拨款、动员征召、公民保留等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及其实践，是我国进行国防动员立法的一个参考。     

美国国防动员法制评介

国家安全视野下的美国国防动员制度强调目的性、团结一致、灵活性、及时四个原则，《国防安全法》《战争授权法》《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一系列专项法律构成其法律框架。动员的领导和指挥体制较为复杂，动员的计划体系也相当庞杂，动员分为6个等级，涉及4个领域，并有较完善的复员机制。美国国防动员法制具有以下规律：始终保持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以此为国家权力设限；始终坚持权力制衡，避免某一种权力失去节制；讲求制度性的团结，而非精神性的团结；国家安全的范围非常宽泛，为美国插手国际事务提供借口。对这些规律的研究，亦将有助于我们建构中国国防动员制度。     

风险演化进程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民众动员是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途径。风险具有“转换态”,意味着风险经常处于发酵或衰退的中间环节,而社区应急动员亦须根据风险形态及时调适。从动员理论出发,“弹性动员”成为社区应对风险演化期的社会参与模式,它指的是社会力量投身于应急管理过程中并不断调节参与的广度和强度以及时抑制风险的动员行为。基于对某社区应急动员实践的长周期跟踪,可以发现社区“弹性动员”模式在主体网络维度上,实现重点动员与全员参与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动员目标维度上,实现解决问题与提升能力之间的统筹兼顾;在组织形态维度上,实现科层组织和任务组织的灵活调适;在激励要素维度上,实现理性引导与情感驱动的有机平衡,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显著的韧性。应急动员需要根据风险形势调节其强度,动员亦能融入社会常态运行之中,而社区政权能够在应对风险之中发挥其自主性。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社会大变革时期共青团的青年动员

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源、人力和人的精神的发动和调动的社会动员发生了根本转变,青年动员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有组织的青年动员仍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选择积极的动员策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年动员机制,进行有组织、适度的青年动员,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青年的全面发展、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孙子兵法》战争动员思想探析

《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战争动员思想,主要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军队动员三个领域。孙子认为,政治动员是战争动员的灵魂,上下同心是政治动员的先决条件,军队的士气高涨靠的就是政治动员,进行国际动员则只是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经济动员是战争动员的物质保障,长期经济动员将使国家经济崩溃,因此经济动员必须考虑国家实际情况,预先规划、精确计算;军队动员是战争动员的核心,军队动员扩编后的编组好坏会直接影响战斗力,装备物资必须着眼平时,而在预定方向实施战略展开是军队动员的最后一环。     

系统赋权式动员：社区动员运转起来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风险社会来临和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社区动员如何运转起来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议题。行政压力传导式动员、社区情感笼络式动员和精英带动认同式动员三种常见的社区动员模式难以回应现实问题,而系统赋权式动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系统赋权式动员是从“对社区动员”向“由社区动员”转换的产物,由宏观层次的制度赋权、中观层次的团体赋权和微观层次的技术赋权组成。三个层次的赋权相互作用,可促进权力共生和政社合作,共同致力于挖掘和培育社区动员的核心要素,进而形塑动员结构、再造动员组织和优化动员工具。在“参与度-持续性”的高低组合中,不同动员模式的效应得以彰显。相较而言,系统赋权式动员的效应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广大居民持续参与。整体来看,系统赋权式动员形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多元参与结构,拓展了社区动员理论,是社区动员的一种理想选择。     

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中央苏区“扩红”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运动。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反“围剿”斗争需要不断的兵力补充，这是“扩红”的现实依据和第一推动力，新的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传统乡土社会的旧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扩红”的发展。在“扩红”动员过程中，党、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构成了四位一体的紧密互动关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扩红”的不断深入，它所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各种反对因素及力量也逐渐增多增强，最终演化为“扩红”的反动员力量。面对着“扩红”运动后期的颓势，党和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对民众实行再动员，但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政党的制度化——从大众动员到制度建设

共产党取得和丧失政权,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依循欧美国家与共产党国家产生的不同逻辑可以发现,共产党作为体制外政党,依靠大众动员取得政权;而在建立新的体制后,仍延续大众动员的思路,依靠大众动员进行国家建设却失去政权,其重要原因在于执政党没有实现从体制外政党组织到顺应国家建设的政党的变迁。因此,在国家建设中由大众动员惯常思维转变为制度化建设进路,是大众动员型政党的现实选择。     

试论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应对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代政府必须全面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当危机爆发时尽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国政府在长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须从预警、决策、社会力量动员等九个方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试论公安机关与媒体实现共赢的策略——以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处置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呈多发态势。在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过程中,公安机关和媒体是公众首先求助的主要对象。二者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但由于职业特性相异,冲突也时有发生。通过以信息沟通、信息发布、信息管控和信息共享四种策略来协调公安机关和媒体关系,以达合作共赢之目的。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各种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刺激公众的神经。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重大打击后的危险期。这主要包括:危机发生的严重程度、人们对危机的了解程度、政府信息的透明程度、个人心理素质的高低等影响人们社会心理的“四大因素”,适时、效用、人本、全局等其建构的“四大原则”,干预咨询和组织系统、信息共享和处理系统、新闻报道和通讯系统、组织指挥和协调系统、专业的紧急处置系统等“五大体系”。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风险的基本策略及经验启示

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水平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关键指标,也是检验一个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回顾建党百年来党内外发生的对党的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可以看出:在建党百年来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历程中,我党逐步形成了“内外有别”的舆论引导模式。对于党内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对于叛逃叛变类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强调根据涉事对象身份的差异分别采用正面舆论交锋或维稳基础上的大规模舆论宣传两种策略;二是对于贪污腐败类突发舆论事件,我党则通过媒体及时向公众通报调查进程和相关人员处理结果,形成强大舆论震慑。对于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一是强调全域性舆论引导阵地的建设,二是强调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及时性,三是在舆论引导中将“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结合起来。     

公务员公共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初探

我国目前处在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时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公共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新时期公共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对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现时许多公务员公共危机意识淡薄,应对能力不强。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做好主动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及知识储备;同时强化实践磨砺,大力提升公务员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障经济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浅析突发事件处理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策略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否成功与媒体沟通、把握舆论导向已经成为决定突发事件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应该要掌握与媒体沟通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掌控策略——主动提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处理策略——真实有效；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发布策略——及时渐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提供策略——口径一致；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表达策略——有人情味；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选择策略——勇于担当。     

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影响与控制

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迅速蔓延。谣言的恶性蔓延容易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政府的信息传播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容易煽动易冲动的人群,引发其他事件甚至大型群体性事件。谣言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式官方信息的缺位。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控制主要在政府。政府对媒体的理性引导,一是要尽量做到“第一时间”的信息传递,二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以防媒体对信息自行夸大或歪曲。     

浅谈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基本构成

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建立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为此,应从协调、指挥、预案、预警、响应、保障等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共安全应急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法律意义

国务院最近通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特点 :条例规定的紧急措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范围内 ,体现了对行政权的规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     

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述评

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发生突然、难以预料、危害大且影响广泛等特点,因此常引发个体出现一系列与应激有关的障碍,即心理危机,此时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十分必要。对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诸多模式进行梳理与比较研究之后发现：预防性“医学一心理一社会”多维系统化的心理干预模式应是适合我国民众心理特征的综合干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