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三农"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与日益增长的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传统单一供给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新常态下,要以协同治理为视角重新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并通过深化县乡行政体制改革、畅通农民需求的表达渠道、推进市场有序介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改进绩效评价等路径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看深化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

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是成都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文章对改革实施5年来的成效进行了简要回顾,结合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对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建议。     

村级组织建设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对策

在推进村级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要通过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村干部队伍选拔使用机制、村民素质提升机制和村级事务决策约束机制，着力解决制约村级组织作用发挥的四个矛盾。     

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高校治理结构探析

新常态下推进高校治理结构的多元主体参与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体现高校内部各类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新常态下高校治理结构不能再停留于单一的主体,迫切需要由政府、社会和市场、学校内部等多元主体的有机参与。要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的高校治理结构的运行需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探索建立董事会(理事会)制度、要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等,在校内外各主体共同参与下,实现高校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完善。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发展

新常态下加快北京市公共服务改革,既是提升居民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建议通过创新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公众参与,促进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健全财政制度,增强公共服务财力保障;优化治理手段,改进公共服务绩效,综合施策,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治理视阈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既有的"政府中心论"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应从治理视阈更全面地反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参与机制和有效协作的治理机制,尽管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但依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从治理视阈看,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该包括:一方面,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意愿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精准对接公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在完善基本财力保障的基础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协作治理机制,有效实现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国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及启示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国家推行政府治理范式的改革,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施大部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等举措来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状态、结构、绩效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一种分析范式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中央明确以居住证作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载体的政策下,如何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理论梳理并厘清逻辑结构以指导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厘清新居民、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概念的基础上,基于状态、结构、绩效这一分析范式构建了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思路,探讨供给机制动态运行的三个层面即决策层、运行层、绩效层的互动关系,实现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保障新居民权益,增进新居民福利的目标。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小支点撬动大治理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郯城实践与思考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净化乡村政治生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山东省郯城县坚持从"小"处着眼、从"微"处着手,以加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为重点,以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为核心,以优化服务群众机制为落脚点,着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创新,在监督完善村级"小微权力"工作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郯城实践""郯城方法".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而“多村一社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在实现“合村并居”的基础上在社区层面选择中心村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实践。立足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A社区的实际调研情况，针对案例地区在具体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区管理结构不完善、服务供给体系形式化、服务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破解思路。     

社会协同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近年来重庆市A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公共服务结构失衡、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效率低下等问题.而社会协同治理既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整体协同效应,又能发挥单个主体的各自独特优势,有效回应公共服务复杂化需求,弥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缺陷,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协同治理可以为A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     

数字乡村背景下破解公共服务碎片化的“整体智治”逻辑——基于浙江“浙里兴村共富”场景案例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是破除乡村公共服务制度隔离型碎片化、资源匮乏型碎片化和府际竞争型碎片化等历史积弊，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浙江“浙里兴村共富”场景化应用创设出一种以整体性治理理念为核心的“整体智治”范式，通过服务项目内容的整体统揽、组织体系架构的整体互联、平台数据资源的整体贯通，推动了乡村公共服务从碎片化供给走向整体化供给。从逻辑上看，“整体智治”在时空维度、纵向维度、横向维度融合了整体性治理理念，完成了场域延伸、权威展演与组织重塑，是乡村公共服务模式的变革性重塑。从本质上看，“整体智治”是整体性理念与数字技术双重加持下形成的“注意力竞争”，也是在变革型组织推动下形成的以“集成与共享”为核心的数字治理新范式。     

网络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研究

优化以信任、协调、维护为核心的网络治理机制,可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合作能力,进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在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网络治理机制问题会引致多元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意识淡薄、不真实的合作共识、合作承诺虚化等现象。要改变这种低度合作状况,需要完善网络信任机制以提升合作意识,创新网络协调机制以增进合作共识,健全网络维护机制以强化合作承诺。     

制定完善村规民约要体现“四性”

村规民约是村级管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助于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当前,各地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陆续完成,村级换届之后,一些行政村将着手制定完善村规民约,以更好助推乡村振兴。     

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

新常态所伴随的加速城镇化、人口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质量型发展模式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劳资问题、就业结构性问题以及公共安全问题成为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的治理逻辑,包括以改善民生为主的源头治理、以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为主的分层治理,从而形成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