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挥新疆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

社区调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目前,培养和增进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治理观念和组织结构,发挥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增强依托社区调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结合"硬法"和"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以及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律人才支撑三个方面的工作。     

社区治理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目前,乌鲁木齐城市社区治理仍以政府主导,存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较差,缺乏参与的动力,参与结构不合理,参与方式被动,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渠道、制度、载体缺乏,参与效能总体偏低等问题。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是复杂重点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居委会、居民自身等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在转变社区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结构,营造居民参与的外部环境,培养居民社区意识,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健全居民参与制度、拓展居民参与的空间,引导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加强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老龄化趋势下社区自组织参与黑龙江省社区养老服务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居民对社区养老的需求愈来愈旺盛。老龄化趋势下,社区养老服务将逐渐成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供给。后疫情时代,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培育孵化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黑龙江省作为建立最早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将率先进入老龄化时代。城市居民养老服务需求激增,庞大的养老服务受众群体为黑龙江省发展社区养老提供新机遇。根据黑龙江省情和国家社会治理发展新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七台河市多个社区实地调查研究,探索培育社区自组织参与黑龙江省社区养老服务的对策,以期达到提升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目的。     

现代化治理下社区法治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规模日趋扩张的形势下,尽管依法治理已成为各方面的广泛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制约社区法治化发展的诸多障碍,亟待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选择为切入,理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晰不同主体之具体职责,依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社区自身建设加强、居民参与意识养成,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用“智慧革命”推进我国基层共同体重建——“浙江智慧社区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分析

打造"智慧浙江"已成浙江发展的大势和重要方略。"智慧社区"也历史地被提上了日程。本文对"浙江智慧社区网"的顶层设计进行深层次和多层面探讨。文中提出了一些极具创新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如"智慧社区"信息平台必须着眼于推动社区共同体重建,推动社区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与电子政务实现无缝对接,有效整合信息发布、信息交流、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商业便民服务、居民自治、志愿服务和社区管理数据库等功能。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研究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重点和难点在于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而"国家单方供给"造成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究其因,主要是因为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市场力量参与不够、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村社区和农民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依据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同层次和属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农民自身等主体多元参与的机制。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政府介入、组织创新与居民集体行动是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在变量。在这三重变量交互影响下,社区治理经历了动员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和内生式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动员式治理阶段,单位制影响式微,居委会普遍成立,政府采取科层式介入的方式与之建立起一种异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居民自治意识淡薄,被动参与明显。嵌入式治理阶段,随着"三社"联动在全国的推开,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跟随项目嵌入社区;居民参与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自主行动起来。内生式治理阶段,政府创新介入方式,注重挖掘社区内部基因,其鼓励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在地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未来社区治理应该走向一种治理主体互勾互连、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治理单元多种多样和治理秩序有条不紊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中的乡村关系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通过"服务下乡"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和促进社会融合。为了提高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我国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乡镇站所进行整体改制,坚持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市场化、社会化、民营化、多元化和契约化,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带来了新的变量。在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中,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等传统供给主体的重要补充,乡村关系呈现多层次性。无论是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为"公私伙伴关系",都只是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供给的不同表现。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而“多村一社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多村一社区”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在实现“合村并居”的基础上在社区层面选择中心村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实践。立足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A社区的实际调研情况，针对案例地区在具体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区管理结构不完善、服务供给体系形式化、服务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破解思路。     

乌苏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为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公共服务需求，乌苏市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较为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问题。研究认为应该从理顺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推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规范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等方面入手来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关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若干思考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充分认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而探索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途径,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困境与消解

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居民多样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就显著，且日趋形成自己特色，但因社区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行政力量干预、居民公共参与不足、市场力量强势等因素使得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存在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在实践中，社区空间治理要从价值理念塑造、治理结构优化、信任重构与监督责任下沉方面努力，促进社区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通过提高空间治理法制化水平、增强空间治理自主性、完善空间多元治理体系、唤醒社区空间活力和突出空间治理创新性等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正《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要遵循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改革方向,着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政社整合: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再造尝试——基于XL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改革实践

网格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具体举措。目前政府本位的网格化管理无法持久,包括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在内的多种主体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强烈意愿,社区治理也无法脱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而独自存在;而且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角色分工如何体现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政治要求。XL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改革实践尝试在同一个社区网格之内重新定义"网格员"角色,力图将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与社工整合进同一个网格员队伍,以政社整合的方式再造社区自治组织,实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从而在以上两个层面对社区治理做出回应。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生态分析:社会资本的解释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衍生物,集中表现为城市失地农民的安置社区,它与乡土原始村落和都市成熟社区在结构属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提升本质上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和结构性依赖。"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实现即通过丰富社会资本,实现国家、社会和居民的协同式治理。"新治理"中提升"过渡型"社区的治理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为新的分析范式,拓展社会资本的生态自生性,将社区居民互动式参与、互惠式信任纳入到"过渡型"社区治理当中,构建多元交互合作参与"伙伴式"的协商"共治"模式。     

新时代西部农村社区治理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邛崃市农村社区调查

农村社区治理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农村居民"满意不满意"是对党管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最直接的反映。对邛崃市1427户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邛崃市农村社区治理满意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85.98%的居民对农村治理效果的总体评价介于"比较满意"和"一般"之间,属于"基本满意"水平。年龄、受教育水平、道路交通、文化娱乐活动、人文素质培养、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政府对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视等是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参与——基于山西省晋中市A小区的个案研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管理模式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通过对晋中市A小区在公共资源改造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状况的分析,可知我国社区在建设中存在社区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参与面窄及参与层次低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动员不足、利益价值趋向不同、认知水平有限、社区公共组织治理缺失等。为此,加强社区居民参与需积极培育社区精英团队、构建社区居民参与型文化、建立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