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记于心外化于行”的哲学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功用在于外化为个体自觉行动。作为自觉行动的"外化于行"首先应表现为一种固定化的习性,而非"权宜之计"的随机行为;其次应作为"价值审美"的行动表现,既欣赏价值遵循的行为,又厌恶违背价值准则的行为;最后应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基于公共利益遵循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真正实现可能会遭遇实用理性、差序格局与价值信任危机的困境。从哲学视角分析,这些困境的解决依赖于以实践理性提升实用理性;以"普遍主义"克服"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价值信任的重构三管齐下,方能有效。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机制重构——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视野中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强调决策过程应该以民主价值为依归,集中表现为公共决策应该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现实中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传统行政文化的限制、公共决策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素质的影响,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并不多见,处于种种困境之中。协商民主理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从我国实践层面出发,增加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机制及其路径创新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是以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为目标。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运行机制可以解释为为实现"以评价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目标而设计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具体可以分为"谁组织、谁评价、评价过程主体间如何互动、评价结果怎么用"四个方面。当前,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运行机制失调表现为公共服务部门不服评价结果、公众不信评价结果的"效度、信度双低"困境。为了有效解决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通过以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运行机制为参照,提出了"公民在场、媒体监督和行政问责"作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这一运行机制促成"公民、媒体、政府"三方的联动,使得"评价、传播、问责"之间得以贯通,有利于形成"以评促改"的环境。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公共管理价值回归的历史叙事与继往开来

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兴起,今天,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而作为公共管理诞生之时的时代理论地平,"价值"与"价值中立"之争也自那时起就一直是其研究领域中激烈争论的焦点。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对公共管理发展之历史银河中"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错综复杂的漫长争论历程进行回眸与反思,尝试将"价值"与"价值中立"共同融合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之中。而在公共管理价值回归的继往开来道路上,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其将价值与价值中立、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等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其不断追求的历史使命。     

高职劳动教育考核与评价研究

在重构"五育"育人体系背景下,迫切需要对高职劳动教育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OBE理念强调以预期学习成果为导向来组织、实施和评价教学过程,主张实施"评价即学习"的评价理念.将OBE理念引入高职劳动教育考核与评价环节,遵循"明确高职劳动教育的预期学习成果—阐述学习成果评价内容与教育目标之间的关系—选取科学的考核评价方法对预期的学习成果实施评估"的路径,构建高职劳动教育考核与评价体系,以期为提高高职劳动教育质量提供根本保障.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之新走向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依然延续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表述,该原则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价值导向可能发生微妙的转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进一步论证,从而更好地指导刑事诉讼立法朝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为刑事司法实践服务。     

比较视域下诚信价值观的现代意蕴

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强调个体自律的道德价值,其缠绕着浓重宗法关系的"人格诚信"因缺乏公共性而无法明显衍生出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西方诚信以契约原则为核心,理性主义的"契约诚信"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基本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诚信层面汲取中国传统诚信追求人格完善与道德规范的自律价值,吸纳西方诚信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契约信守意义,立足于现代社会更多依赖于理性和法治的运行机制,利用制度力量传递诚信价值导向,赋予诚信现代文明内涵。     

罗尔斯公共理性理论的宗教观念及其启示

通过在"正当性"与"稳定性"两个层面对"社会统一最合情理基础"这一问题的回答,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表达了一种"后启蒙"的宗教观念:作为对当代社会"合情理多元论"以及宗教复魅现象的回应,这种观念既体现出对处于政教分离原则之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中立性"理论的继承与坚守,也表明了对启蒙自由主义"宗教私人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罗尔斯的宗教观念对中国社会应对与处理宗教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培育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精神。培育公共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公共领域治理的需求和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可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拓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教育与实践并举和发展网络民主等途径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表征与实践意蕴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化形态,也是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公民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理论逻辑构序。构建践行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空间,确立践行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道德责任,成为公民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之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观念,其价值表现为批判与设计价值、凝聚与整合价值、目标与导向价值;作为实践观念,其价值表现为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现代化。     

公共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与建构逻辑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基",文化秩序是研判治理能力的价值基础,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性配置通向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文化治理的价值诉求体现在"公共性"建制的复权与创生逻辑,通过公共性再造,透视公共价值观趋于消解的多元文化面向。文化机制的理性共识促成了"批判"与"整合"文化取向的目标达成。政府作为"文化强国"的主导者与公众作为"文化权利"的拥有者共同整合文化公共性的建构方向。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过程中文化资本要素的价值排序是价值建构的基础,文化治理渠道彰显了文化"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价值耦合,基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一载体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的相向共生。     

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

随着行政范式的变迁,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公共行政应该坚持哪些价值以及如何坚持这些价值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划分不能简单采取公平—效率二分法,而应该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实践来看,两类价值不会自动走向融合,需要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予以调解和引导,从而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强效整合与动态平衡。     

我国公共精神的现状、培育困境及对策建议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公共生活之中、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诉求,其"公共性"的核心在于关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价值,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精神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层面来看,我国社会公共精神仍然比较缺乏;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来看,我国公共精神的培育面临系列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亟需公共精神的关照,加强公共精神教育、扩大公共参与、拓展公共领域和完善法治体系是当前我们培育公共精神的现实途径和可行举措。     

论检察执法价值导向体系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构建检察执法价值导向体系,有利于指导检察制度实现现代化发展和转型。建设检察执法价值导向体系可设计为检察宗旨、检察理念、检察精神三个方面。在实践层面,我们要坚持灌输和说理融通、自律和他律并重、示范和推介同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然而,在阶层分化加剧和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公共理性匮乏、公共空间萎缩和公共权威弱化.破解之道在于发展乡村经济与营造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乡村"三治融合"的资源嵌入,开展乡村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