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关注的泰国航母

1997年9月，随着“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CHAKRI NARUEBET．以下简称查舰)的服役，泰国成为继印度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亚洲国家。尽管许多评论家对这样一艘只能装载十二架左右舰载机的航母不屑一顾．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泰国海军的这艘新航母比较适合泰国国情，而且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完全可以与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和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航母相提并论。     

日本对非战略的调整

二战以来，日本对非战略诉求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到“经政并重”，再到“政治为主、经济为辅”的调整。目前，非洲成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战略的“外交支点”之一，其对非战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

进入21世纪后，走“普通国家”化道路、争当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日渐成为日本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了同这种自我期许的“国家定位”相配套，日本决策层正在按照新的原则和步骤急速推动着安全防卫领域的调整和变革。本文拟从涉及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元素——安全保障总体思想、基本防卫政策原则、日美安全同盟以及对华安全战略的变动，来分析新世纪日本安全防卫领域发生的调整。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透视日本军事安全战略

二战后，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发生了多次转变。冷战期间，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美日安保同盟，实行“立足本土，专守防卫”；冷战后，日本新防卫战略日益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已从“本土防御”向以地区干预”为核心的“攻势防卫”战略转变。其战略的基本走势是：战略重心加速转向“针对西南方”，抓紧实施海上力量“南下西进”的战略步骤，拓展外向型军事安全战略空间，提升武器装备的高新技术优势，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使得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我国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特别是对台湾海峡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日本“印太战略”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经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已经逐步确立。当下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受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政治大国”夙愿以及遏制中国等考虑的驱动,将影响全球发展、损害区域海洋安全、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同时,日本强化“印太战略”也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     

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盟不断开展并深化科技合作，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并加强“战略自主”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带来的风险。日欧科技合作的深化程度受到日欧自身发展、双方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压制等因素限制。未来中国应加强研究和部署，既防止日欧与中国科技“脱钩”，又主动突破西方“技术联盟”壁垒，努力与日欧建立并实施“科技伙伴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良性发展。     

日本谋求“集体自卫权”的动向、动因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企图通过修完等合法途径谋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的这一动向与其自身的安全战略转型、日美同盟的巩固及日本自卫队国际合作的需要紧密相联，折射出日本寻求与美国联合作战权，并逐步实现军事大国的目标。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必将对日本的战略走向、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带来深远影响。     

从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看未来国际大趋势

本文以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乱象”为分析起点，认为透过2011年国际乱局可以观察到未来5—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国际大趋势，包括西方将整体性“下沉”、亚太已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多极化势头削弱、国际格局将日益“G一2”化、“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正在经受新的挑战、“战争与和平”问题将受到更多关注等。文章还对中国战略环境孰优孰劣、中国未来的战略危机因素进行了评估，主张中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要趋利避害，积极“塑造”战略环境，尤其要着力解决好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力避周边地区酿成战略危机引爆点。     

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战略

超前金融发展战略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发展战略贯穿日本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依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实施了不同的超前金融发展战略，通过金融业的先行与先导，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战后日本的“战略援助”探讨

战略援助在日本外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战略援助”政策进行着必要的调整。９０年代后，纯属受援国内部问题的政治经济制度或军控政策等，成为影响日本外援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无奈转变:过程与战略动机分析

二战后,日本一直主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理念曾一直受到压制和制约,日本因多边主义停滞不前,开始尝试区域主义,并与中国展开竞争,而这都与日本对美、中两国的认知和对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变化有关.2005年以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实现了两次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日本签订FTA所在区域范围的扩大、对象国的增加和政策倾向的变化三个方面,其背后有经济和战略原因,而战略原因大于经济动机.日本FTA战略的实质是日本由“东亚主导”转变为“美日共同主导”的无奈.日本试图借“跨地区主义多边化”的政策倾向进而实现政治抱负的野心恐难实现.     

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演变和发展的新趋势

日本作为“印太”战略的实际倡导者与积极推动者,其“印太”战略受到的研究关注相对不够。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该战略的生成背景有着多届日本政府长期的酝酿与构建,并经历了酝酿、定型、巩固到拓展等数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形成了综合领域、价值框架、适切定位的三大特征和海洋安全、价值联盟、经贸竞争、多边机制和国家形象的五层布局,并且近三年内在战略表述、布局和实施上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趋势。该战略构想的未来发展动向,会对中国海外战略利益产生较大影响,并需要中国积极构建对策。     

从驻韩美军调整看美韩同盟的重新定位

继续保留驻韩美军，既是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未来发展的一种“政策因应”，也是其冷战后东亚安全战略实施中的一种必然选择。美国调整驻韩美军至少要考虑“中国因素”、日本的前途以及未来的韩日关系三种因素。近年来，驻韩美军正在经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标志着美韩同盟关系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定位，调整后的驻韩美军将不再仅是遏制朝鲜的地方军，而将成为具有战略灵活性的、在东北亚乃至更大范围内追求其战略目标的“机动部队”，必然会对关韩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日本“攻势国防”的确立

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出台，是日本政府传统侵略观的深刻继承及其对外侵略扩张战略不断膨胀、逐渐明晰的集中体现。日本《帝国国防方针》集中体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进攻型世界战略。它确立了日本“攻势国防”，明确了假想敌国，突出了对华扩张战略，是日本后来参与、发动世界性战争的根本指导方针。     

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美国主流思想对中国的认知趋于客观和中国对美国战略判断的变化，中美关系发生了由“安全主导型”向“复合相互依赖型”的战略转变。这是中美关系近些年持续好转的结果，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美国新自由主义正在逐渐主导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观念，使得中美关系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期。由于中美之间尚缺乏令双方满意和国际社会认同的合作平台或机制，两国间也不排除出现风险的可能。     

日本的国家IT产业发展构想

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都一直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在美国的信息科技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龙头的启迪下,日本也提出要进行一场“信息技术革命”(IT革命),希望以此超越“迷茫的10年”,为“再生的10年”提供新的增长战略,以优先实施信息科技创新的政策重振日本经济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