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府际契约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分析——以珠三角一体化为例

在区域契约行政中,府际契约的实际执行比府际契约的签订更为重要。地方政府作为府际契约的重要执行主体,其不同的决策偏好将直接影响到府际契约的执行绩效。根据府际合作的收益大小和实现收益的难易程度,府际契约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可细分为积极响应型、随波逐流型、好强恶弱型和被动迎合型四种类型。对珠三角地方政府在府际合作与府际契约执行中的各种决策偏好的案例分析表明:近年来珠三角一体化中契约行政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为此应设立府际契约执行的绩效评估机制和追踪落实机制。     

地方政府间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府际协作是地方政府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是区域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因素是府际协作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机制的形成在自主性程度上的差别也是两种因素的作用结果。随着府际信任程度的累计与变化,两种机制在府际协作关系建立、巩固和升级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比重。2007-2016年间四川省各城市324条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府际协作正式性程度受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演变趋势。目前该区域逐渐从协作关系巩固阶段进入升级阶段,协作机制从正式演变为非正式。为进一步完善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根据城市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协作的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选择适当的协作机制。     

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与衰落

契约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之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在于个人自由意志受到尊重,其衰落则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平等地位的丧失。国家为了克服因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契约实质上的不平等,通过立法或判决的手段,来确立契约义务的内容,或者填补契约义务的缺陷。     

把机制“桥接”起来：一个府际合作的新解释框架——基于X区和W区政府共同治水的案例研究

府际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权力价值的结构化再分配与再整合过程。在对府际合作动因进行分析的时候,既有研究往往从西方视角和单一视角进行探讨,导致分析范式的"水土不服"和产出理论的"肌无力"。鉴于此,构建一个复合型府际合作分析框架成为应然之需和实然之应。本文以X区和W区政府共同治水为例,在明晰权力分配主体关系和利益相关客体网络的基础上,指出其从行政吸纳到行政耦合、从精英联结到圈层互动、从多重博弈到协调联动和从碎片化地方主义到整体性政府理念等主体与客体的行动策略特征,借此架构出一个解释府际之间缘何合作的整体性框架,即"机制桥接"框架。"机制桥接"框架包括了构成府际合作现实契机的议程触发机制,成为府际合作外生力量的高位助推机制,连接府际间合作意愿的共识互惠机制,为府际合作提供沟通渠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为府际合作注入内生动力的信任声誉机制等五大机制要素,每种要素逐次"桥接"起来,横向上呈现由内到外涟漪式迭代展开的运行轨迹,纵向上呈现自上而下分层式任务分解的驱动逻辑。"机制桥接"框架将问题、压力、共识、信息和信任等内衍变量纳入府际合作分析系统,并将其"折叠"起来,探讨不同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定位,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整体性解释框架。     

刑事和解的民法性质与效力

刑事和解是公法私法化的重要体现,具有公法性特质,但从根本上仍然属于一种民事契约。刑事和解的标的是实体性基础法律关系,因而具有实体性;同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方式,和解契约的效力不同于普通债权契约,还具有程序性的效力。刑事和解是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的混合契约。和解契约具有特有的确定效力,即和解一旦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就受其约束,除非因程序性和基础性原因不得被撤销,而原有基础法律关系归于消灭。     

规范空间的逻辑与契约论的局限

规则理性不同于个体理性,契约论者与契约至上论者也分别拥有各自不同的理性概念.由相近规范原则所构成的规范空间有着自身的逻辑特征.基于上述诸种基本区分,本文指出,传统契约理论存在着如下缺陷:混淆了规范原则与规范有效性,没有能够区分契约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与规范空间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因此,契约论面临着从个体理性达致规则理性的困难,它更多地沦为规范有效性的一种解释机制而非辩护机制.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取舍之间:清代民事契约的缺陷分析——解读一篇清代案狱笔记

清代民事契约存在着无义务人亲笔签名及义务人不保存契约两个缺陷.这是由清代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下、民事诉讼无时效限制、民事活动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及当事人减少交易成本等要素导致的.民事契约的缺陷给诉讼时认定契约主张事实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清代司法官员对此已有一定的认识,并且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手段,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半岛蓝色经济区视阈下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同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株潭相比,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间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府际合作的法制化、制度化程度不高。推进政府间合作,必须从完善制度环境入手,强化府际合作的具体制度安排,构建科学的合作机制。     

对流质契约禁止性规定的理论反思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对流质契约采取的是禁止的态度,我国亦不例外,但是现代各国的许多学者对此已经产生了质疑。流质契约具有维护私法自治、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实现各种制度协调发展的优势,其存在的缺陷完全可以用现存的法律制度来调整,没有必要事先在法律中做出禁止性规定。流质契约的禁止并不能如初地维护债务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担保物的贬值或市场竞争的约束机制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所以流质契约的解禁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正和正义的。古典契约理论“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契约法律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意。     

京津冀雾霾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污染气体排放不断增多,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跨地域治理难度加大,区域合作成为必然选择,而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成为解决雾霾问题的关键。目前,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仍面临着参与主体单一、各组成部分首要目标不一致、合作机制水平低、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完善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在领导机构上,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环保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在组织构成上,设立办公室、专家咨询组两个日常机构;在组织运行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京津冀利益协调机制、区域协作长效机制、合作成效保障机制,以推动京津冀的府际合作。     

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与区域政府间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个案追踪

区域政府间合作"关系"制度化的关键是确定合作的条件和机制。借鉴西方政府间合作模型,开发中国情境的概念框架成为题中之意。行政性分权、发展型地方主义和干部晋升锦标赛体制不利于政府间合作,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改变了这一制度环境。政治驱动、府际契约或承诺塑造了约束机制;组织协调、目标考核和收益共享则构建了激励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嵌套下个体层次、治理层次和制度层次的互动塑造了区域政府间合作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故事"显示该框架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变量。     

近20年长三角城市群府际协作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优化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期间,指出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一体化的核心是城市群形成及府际协作困境的破解。长三角城市群府际协作经历"中央主导、地方服从"到"中央放手、地方自主"再到"中央协调、地方协同"的演变历程。在检视其府际协作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特征时发现,地方政府集体行动总体水平较低且行动能力不均衡。因此,有必要通过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强化组织执行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夯实合作制度根基四个方面进行优化,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顺利实现。     

公司的契约属性

围绕公司性质及公司法对公司的规范方式，西方学者展开了关于公司契约理论的激烈争辩．虽孰对孰错尚无定论，但契约派与强制派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提出关于公司及公司法规范方式的见解，为我们分析公司提供了可兹借鉴的视角。但公司无时无刻不蕴涵着契约性质，公司的契约属性并不与公司的法人实体说和信义义务相冲突，反而为公司法上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基础。公司法应以自治为基本理念，但又有必要设置一些强制规则，以矫正契约失灵的缺陷。     

论成渝经济区府际合作机制的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渝经济区府际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战略选择。现阶段,成渝经济区政府之间的府际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机制也在初步建立之中,其成效也逐渐显露,但仍面临着一些难点与困境。对此,应当从观念意识、政绩考核、利益协调机制、法律保障、信息交流渠道等层面加以推进,从而进一步发挥成渝经济区在西部地区发展中的增长极作用。     

浅论行政契约相对民事契约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富有弹性的现代管理方式,行政契约是行政机关实现其行政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民事契约是民法中最重要的民事行为之一。两者虽然都是契约,但是行政法中的行政契约与民法中的民事契约相比有很多不同,行政契约具有其自身特殊性。     

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不完全契约与动态平衡理论的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应该有其明确的责任基础,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这种义务的来源对于从立法上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和对应权利人的救济方式来说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意义。严格地从契约的定义上看,契约双方的权力义务是平衡的,但是现实中由于存在交易标的特殊性、交易主体局限性等等客观原因,完全平衡的契约在实践当中难以实现,这种不完全契约是产生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仅凭契约纸面上的静态规定,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权力义务的基本对等,法律需要针对契约的不完全性设计一种动态平衡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正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代表。     

府际治理视域下中国维稳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维稳问题日益影响政府效能与行政合力的发挥。府际间缺乏互动合作、政府预警能力和公信力下降，维稳思维的异化和领导方式的僵化构成了当前我国维稳工作的体制性困境。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不健全、服务职能的弱化和信访制度的局限，以及区域间行政信息的不完全公开和分配中的区域不公平。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最有效对策是加强府际治理、完善制度建设，其具体路径包括增强合作制度的容纳力，协调府际服务职能，加快政务公开和民众维权机制的建设，在多方治理的框架下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     

论公法契约

契约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种合意,这种合意因相互许诺使契约双方产生信赖构成了彼此履行各自所承诺的义务、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基础.契约所蕴涵的平等、自由、信守、救济的精神,随着私法契约与公法契约普遍运用日益渗透到市民生活与社会管理当中.市民社会以民商契约为手段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秩序;政治国家则用宪法契约、行政契约、刑事契约与国际契约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控制公权力保障人权与处理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