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的融合——以成都市Y社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为社区警务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做好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成都市加快网格力量整合,进一步完善"一区一警"制度,深入推动"1+3+N",警力最大限度地融入社区治理,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管控水平,实现了社会治安防范由公安唱独角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这一探索与"枫桥经验"内在契合。在此启发下,探索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将网格化管理更好地嵌入社区警务;二是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推动合室办公,强化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管理和考核;三是以公安改革推动警力下沉,不断夯实社区警务基础。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基层社区警务初探

社区警务一直是基层基础工作与国际接轨的前沿课题,但基层社区警务建设尚处在探索时期,没有形成足有成效的气候。本文从我国基层城镇小区警务制度实例出发,就城区典型的责任区和管区人口管理建设作了详尽的调查,挖掘了不少弊端,最后结合我国社区的自身特点,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基层社区警务建设的一些设想,为促进社区警务体制的成熟添砖加瓦。     

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关怀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关怀和激励是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设实践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和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设的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社区工作人员关怀激励机制,可以建立以应届大学生参加社区工作作为报考公务员必要经历的制度,建立以定期到社区工作一定年限作为国家公务员提拔晋升必要经历的制度,建立"社工俱乐部"、"社工之家"或"社工论坛"网站,建立经济待遇与工作年限和考核挂钩的机制,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工作人员配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工作人员的优势与作用.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关于社区统战工作机制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珠海香洲区社区统战工作为个案

社区统战工作是基层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拓宽和延伸。珠海香洲区社区统战工作的初步探索表明,必须加强工作部署机制、工作运行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人员保障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社区统战工作的机制建设,才能保障社区统战工作的规范有序地深入开展。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调查报告

对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发现"面对面"帮教说服、"点对点"管控机制和"心贴心"工作模式等地方性实践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然而基层群众对社区矫正认知度、认同度有待提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政和人才保障,管控的机制长效性和手段单一性有待改善。     

战后日本基层社区治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日本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来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负着主要作用。日本社区治理采用国家主导模式,且国家发挥了立法、建制、规划、发展社区的"元治理"作用。应立足文化传统,因应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家的"元治理"功能,并从自治制度、精细管理、科学规划、社区福利等方面借鉴和改进我国社区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体制的思考

社区矫正的本质是以政府角色为主导,以社区为基点,对服刑人进行监督与服务。现行社区矫正管理体制的优点是多部门协作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体制,并引入了非政府资源参与。但现行社区矫正试点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不足,如社区矫正机关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基层司法所欠缺必要的执法资源,非政府组织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地位也缺乏明确规定,应在制度设计上加以完善。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探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务实之路

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将改变农村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是对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层次变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制度上的规范和保证,因地制宜地选择可行性建设路径。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党建经纬

党建专员指导基层党建和治理。2020年以来,十堰为全市149个社区各选派一名县级领导干部担任党建专员,指导社区开展党建联建,统筹调配下沉资源,协调多方力量支持社区治理,充分调动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党的建设、推动社区发展的积极性。据悉,149名党建专员负责下沉党员干部日常管理,强化纪律约束,改进工作作风。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