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式治理缘何发生?何以持续?——基于相关文献的述评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中国本土化的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通过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关于中国运动式治理发生和运作机理的相关文献,我们尝试回答"制度化运动悖论"问题,即中国常态社会下为何反复使用运动式治理这一非常规工具,并初步归纳出四种比较有解释力的研究途径:社会资源有限说,治理工具有限说,科层官僚制局限说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运动式治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必须在坚持有限否定和类型化承认评判价值取向基础上,深入分析它的现实解释力和适用范围,结合新的情势不断创新和丰富其内涵和形式。     

环保专项行动:基于运动式治理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与西方治理语境和模式不同,一种以"专项治理"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反映在中国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格局的方方面面,其中基于生态保护类运动式治理就是典型。论文选取2003—2015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简称"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作为运动式治理研究对象,指出其类型界定来自于战略动力、职能运行和工具使用,而后从"全国环保专项行动连续时间段判别、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与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异同比较、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的运动式治理特征辨析、2012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方案展示、2014年G省环保专项行动个案呈现"五个方面进行过程分析。最后指出,运动式环保专项行动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其高强度、间歇性、反复性镶嵌于特定的政策结构;治理逻辑遵循"决策经验主义",内在蕴含渐进理性原则和有限理性策略;治理路径暂未上升到国家治理中心位置,主要来源于治理内核战略的排序位次差异;其结果不确定最终要认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困境。     

运动式治理的中国逻辑:“需求—供给”的分析视角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内比较典型、反复出现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所流行的治理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国内研究主要从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工具、体制和动员能力入手,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特性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和需求。借助经济学"需求—供给"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问题的产生增长过程和问题严重程度之间的非均衡性及其导致的社会风险非规则性累积,国家和政府的常态管理模式疲于应付,社会治理危机日益加剧。运动式治理是党和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公众的治理需求,短期内努力达成社会治理供需平衡的一种尝试。从长期看,运动式治理有功能限度,必须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道路。     

运动式治理研究:核心议题与学术论争

尽管学界对运动式治理褒贬不一,但作为一种工具,运动式治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有效性供给相对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补充;作为一种范式,运动式治理是与常规式治理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现有研究对运动式治理绩效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其长期存在的多维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的探索还应加强。"治理工具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的充分性-治理工具与本土治理生态的契合度"是探讨这一机制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同时,跳出或批评或肯定的惯性思维,转而探索运动式治理的应用范围、限度、方法等,将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国家治理新常态下统一战线工作的转型创新

中国国家治理正步入新常态.其核心内容是治理方略由人治走向法治、治理模式由运动式治理走向制度化治理、治理格局由封闭管理走向开放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机制.国家治理新常态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构建治理型的统一战线工作新格局.法治化、人本化、服务化和社会化是统一战线工作转型创新的基本方向.统一战线工作在服务国家治理新常态中大有可为.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与渐进调适——基于T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证考察

"专项治黑"具有权威性、阶段性、社会动员性的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项治黑"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契合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弥补常规治理失灵,三者构成"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囿于治理资源不充足、治理工具单一等特征,"专项治黑"成为现阶段的理性与必然选择。"专项治黑"具有行政成本高昂、治理内卷化、不利于常态机制形成、实施过程不够规范等弊端,这与实现常态治理的治理现代化目标存在抵牾。"专项治黑"的行动模式短期内不会消失,但应朝着常态治理的方向进行转变。其现代化转型应以强化法理型政治权威为核心,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一主多元"的协作共治机制作保障。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

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作为与制度式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为最佳地选择运用治理手段,现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现状、定义和特征作研究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北大核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为适应大数据的新常态社会环境,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由传统的事后补救的"治疗式管理"转向"预防式治理"。这一新模式的运作以大数据收集为起点,通过对其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挖掘,实现大数据参与治理的功能,并最终制定大数据策略付诸行动。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大气污染强化治理:激进动员、有限响应与默契互动

在中央"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的高压任务之下,环保部的政策动员、地方政府的回应及两者间的互动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典型个案,对环保部与地方政府围绕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新实践进行探索性分析。构建"五位一体"激进动员框架,描述环保部在特殊的政策窗口,开启具有政治意涵的激进动员的作为;设计"经济发展-环境治理"行为光谱图,阐述地方政府修正"上动下不动"的惯习,"有限响应"环保部激进动员的举动;提出高频间歇式环境威权、污染治理锦标赛等新理论概念,呈现环保部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度强势"与"有限遵从"的默契互动,以及有限缓解"环境治理悖论"的结果。此外,本文指出过度依赖威权工具的污染治理存在治理"凝闭"、政策工具单一的隐忧。本文可为"大气十条"后续治理提供镜鉴。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乡镇“中心工作”机制为视角

乡镇"中心工作"机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中心工作"机制形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弱化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平等机制,其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对过程导向的协商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规划式"治理的"中心工作"机制,削弱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其运动式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空间的桎梏。新时代要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乡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等方面优化"中心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     

“法治”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实现机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城镇化转变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完全主导的单一中心向以政府有限主导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政策全能主义"下的运动式向"法治中心主义"下的法治化转变;治理目标由"以物为本"的工具化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化转变。实现这一治理模式,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多元参与动力机制;以法治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领域改革,构建制度保障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化解冲突,构建利益协调和监督机制。     

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组合使用:以苏州市为例

"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路径。政策工具是观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靠视角。基于调研和统计数据,对2005年至2015年苏州市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绩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不仅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而且是实现环境治理显著改善的有效途径。     

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论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

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全面改革战略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我们在治理隐性腐败方面有所作为。借助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可以发现,当代中国隐性腐败与人性中的自利和理性密不可分。因此,隐性腐败的治理必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摆脱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通过制度预防、法律惩治、权力监督等措施,形成隐性腐败治理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