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立场的转变

1962年秋冬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事件,是中苏分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分水岭.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苏不断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寻求对方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危机的结束,苏联迅速改变立场,指责中国是中印边界冲突的始作俑者;而中国也公开指责苏共在处理导弹危机的过程中犯了"冒进主义"与"投降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巨大分歧与矛盾,使中苏走向了公开分裂的道路.     

中苏同盟破裂原因近十年研究综述

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看,近十年来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主要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各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如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两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不同选择、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分歧、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方面。《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观点。     

中苏同盟破裂原因近十年研究综述

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看,近十年来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主要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各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如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两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不同选择、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分歧、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方面.<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观点.     

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从苏共二十大到赫鲁晓夫访美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等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50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由意识形态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中苏关系从友好合作的巅峰走向了低谷,为美国分裂中苏同盟提供了大好时机.为了离间中苏关系,美国采取了"软硬分施"的手段来推动中苏同盟走向分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解体,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策目标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以户籍政策及其改革为例

城市政府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分配不同的政策利益,并建构了他们的政策身份.政策身份的实质是承载着政策利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是具有分配、控制和排斥功能的治理术,当众多政策利益粘附在政策身份上,易形成支配性的分配格局.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多元"应得"的政策身份建构框架,以户籍政策及其改革为案例,分析公共政策对目标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当...     

44字中法建交联合公报的问世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分裂的同时，美法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中法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压力走到了一起。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地缘结构的冲突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苏联一样在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对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1969年中苏关系破裂。究竟什么原因使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仅仅维持了这么短的时间,是国家利益,还是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亦或是两国领导人的原因?本文试从地缘结构方面来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     

社会领域群体性事件法治化源头治理机制研究

正国家与社会二元的理论建构起源于近代。"社会"最初被视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状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的体系,整个社会就从逻辑上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1]。由此引申开去,社会领域显化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     

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分析

国家在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的动力驱动下,接受国际制度中新的政治目的和规范的过程,构成了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进程,其关键因素包括国家互动、认同建构、规范内化、身份塑造等。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对国家追逐利益的方式以及国家本身的结构和身份产生持久性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以分为两类：构成性影响和规定性影响。国家的社会化与制度化关系紧密,社会化是制度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制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中日关系:身份定位与认同危机

本文以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为依据,以中日两国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建构以及基于两国身份上的利益存在的一致性、可调和性、矛盾性与冲突性,来试着分析身份建构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一对中日关系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常以囚徒困境、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来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双方的利益依据是什么,这种关系困境的持续存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了苏联

1958年8月,由于大陆炮击金门和美国的卷入,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在炮击金门之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通知此事?这个问题涉及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需要作出准确的回答。     

《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介

中苏分裂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甚至当事人研究的问题。俄罗斯学者Б·Т·库里克①的著作《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是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出现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现将其主要内容及观点介绍如下:一、全书结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近十年来中苏冲突原因研究综述

中苏冲突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分析角度来说,他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中苏冲突的因素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二是从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角度探讨中苏冲突的发生。     

中苏论战:智斗赫鲁晓夫

在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舞台上,邓小平算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坚定的原则立场、从容的外交家气度、纵横捭阖的外交技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邓小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争和谈判。邓小平自始至终是中苏论战和谈判的中方主帅之一。他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四次坚决的斗争。     

美国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探析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苏间的区域性事件，美国插手其中，以维护《非战公约》为旗号，广泛联合其他国家，向中苏双方施加外交压力，为中东路事件的最后解决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既是美国长期对东北的利益需求使然，同时也为了避免废除其在中国治外法权，从而有利于美国操纵和利用南京政府，使其为美国在华和在东亚的利益服务。     

中苏论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意识形态建设方法上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加速其呈现出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向。这场论战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     

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图景——以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

国家认同是民众对所属国家的情感归属与赞同认可。当前中国国家认同面临国家身份意识消解、国家话语力量式微、国家形象被有意曲解等挑战,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政治仪式是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彰显主流价值、呈现综合实力功能的象征性活动,政治仪式在建构国家认同中具有独特作用。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内蕴的明晰国家身份归属、强化国家话语力量、提升国家形象的价值功能,指向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本原。通过对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的实践样本分析,从特定时空唤醒改革记忆、鲜明主题凝聚改革共识、纪念大会总结改革成就等向度,揭示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践图景。新时代,需要合理发挥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功效,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有效提升主流价值的传播效能,充分运用仪式操演形塑国家形象,进而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     

1979年中苏谈判的经过与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作用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灵活应对,随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对苏政策,显示了他高超的外交谋略和斗争艺术。在1979年中苏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在他的指导下,成功扭转了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积怨甚深、互不信任的局面,使双方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在“正常化”这一主导性前提下逐步走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