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思路的转变

地方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统一体,是对国家立法的重要补充和探索,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发挥地方立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需要观念思路的转变,理念思路是立法的指南,科学的理念思路是地方立法和谐的基础和前提。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维稳"任务的破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为保障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立法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立法经验，无法可依的现象基本消除，以宪法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立法取得的成就，梳理30年立法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的检视与完善

为规范和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越来越多地方针对其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制定了专项保护管理法规。但由于立法权限受限、上位法制度滞后,以及立法时限与配套资源制约等原因,当前此类地方立法部分条款存在法律概念冲突、重复立法、抵触上位法、超越立法权限等问题,立法的体系性有待提升。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要求完善地方立法理念与技术,并适时加强协同立法,还要求完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上位法,不断健全我国文化遗产法制体系。     

从“戒严”到“紧急状态”——呼唤紧急状态法的出台

紧急状态法是一国在非常时期所必须的法律制度,这是宪政和现实的要求,更加体现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我国宪法随着时代发展进行了修改,将紧急状态制度纳入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应地也应当制定一部完善的紧急状态法来调整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国内一些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总结,从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

我国社会救助发展源远流长,已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为核心,以专项救助与临时救助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但从当前社会救助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来看,我国社会救助存在立法层次低、标准不科学、救助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更新救助理念,提升立法层次,设计科学的社会救助标准,逐步提升救助水平,发展建立多元化救助方式,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理顺社会救助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果。     

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格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内法规体系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需要在理解百年来党领导立法工作的组织化进程的基础上，明确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的关系定位与形成过程，并力求推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现有制度格局的细化和优化。目前，党领导立法的工作重点应在职权配置上实现由“法制部门立法”向“领域立法”倾斜配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配置，并在程序上建立健全党内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双向闭环系统。这不但有助于党领导立法工作更加缜密，规范呈现其组织化过程，也为理解党与立法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史回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立法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提出到实现的历史,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探索、实践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提出法律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个阶段。     

论我国互联网法律的立法完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内容涵盖互联网基础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规范、互联网应用规范、互联网安全规范以及惩罚互联网犯罪等五个方面的规范。但尚存在互联网法律重点不突出、体系不完整、内容不严谨,以及互联网法律与已有法律兼容性不够等问题,需要在确立国家安全至上与国际合作并重、保护性与规制性并重、互联网法律与已有法律协调并适度超前、法律规制与自律相结合等原则的基础上,完善互联网法律体系,加强互联网重点领域立法和互联网危机管理立法。     

我国法治体系建设中的立法质量评估与分析——基于2020年28省份法学专家的调研数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入法治体系建设的新时代,立法质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法理角度观察,我国立法质量建设不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而是提升法律规范性品质的建设,为此要构建一套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实际的立法质量评估体系。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数据,本评估体系将立法质量判断标准建立在指标得分及指标之间内在逻辑的双重基础之上,改变了以往仅凭指标简单加权平均来评估立法成效的方式,实现了立法整体发展水平和立法中各项要素发展情况的刻度化测评,从而有助于把握立法规律和现状,准确评估当前立法水平,以提升立法的规范性品质。     

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思考

人大立法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立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大立法将更加注重科     

浅论影响地方立法质量的原因及对策——以地方立法科学化为视角的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地方立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立法科学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立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社会,需要借助科学性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对立法内容与立法方式进行完善。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达到科学化的主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法律机制的审视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为应对市场经济环境下滋生的腐败问题,我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反腐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法律法规体系.但仍存在着人治反腐较为突出、反腐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完善我国反腐法律机制,需要建立独立反腐机构、加快制定专门反腐败法、加快国内立法衔接国际反腐法、健全反腐法律规范体系.     

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思考

人大立法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立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大立法将更加注重科学化、民主化的新形势下,加强立法公开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在加强立法公开方面的实践,就人大立法公开的理念、制度、内容、形式等,进行初步思考和研究,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共同推动人大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践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够完善，     

论我国企业立法体系的重构

我国目前有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组织形式两种企业法律形态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双重企业立法体系。以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立法体系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WTO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我国应以企业组织形式这一单一标准重构企业立法体系,这需要从修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让个人独资企业法适用于外资企业,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完善国有企业立法,重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等方面入手。     

人大监督语境下的警务立法规制

人大的警务立法规制在整个警务监督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目前,我国人大的警务立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规范体系.但是,在我国的警务立法中还有不少问题.充分认识这些不足,对于完善今后我国警务立法的人大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论提高立法质量的认识论基础

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环节,它涉及立法制度的完善,法律环境的优化,立法活动主体素质的提高等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提高立法质量是一个认识,把握立法规律的过程,其涉及认识论的许多问题。本文仅从认识论的几个重要环节,对提高立法质量问题作几点思考。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管理思路的更新——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我国现行"重管理"、"重惩治"、"轻参与"的食品安全立法管理思路亟待更新,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精神融入食品安全立法管理中,树立起"重视公众参与"的一种崭新的食品安全立法管理理念。欧盟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对我国现行保护性消费者立法带来了冲击,目前需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立法及消费者立法以进一步畅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进行社会监督的权利诉求。     

司法运行中的法效力与体系问题探析

法运行的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与司法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即立法注重法律文本的结构完整和数量化;而司法过程则是寻求完整规则制度体系的过程,法律适用将超出法典文本和现行正式法渊.这样造成立法缺失了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立法满足不了司法实践实际需要.因此,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立法,司法适用的法律体系倾向决定着立法由多元到统一的必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