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位获得研究

地位获得代表着近20年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在西方它经历了古典模型与扩大模型两个阶段。近年来我国也有人开始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过程。地位获得研究的实质就是探讨影响个人社会经济成就的有关因素。尤其是要分析从出身背景到获得成就所经历的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获得感与阶层认同——基于全国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主观获得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结构性因素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既扩大了城乡居民阶层认同和阶层认同向上流动几率的差异,也加剧了二元分割结构下居民阶层认同的分化。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阶层认同影响显著,个体拥有党员身份、较高教育程度、较高个人收入、房产等因素,对提高其阶层认同有正向作用。主观获得感也对阶层认同影响显著,即改革获益程度、生活改善程度和自致成功性评价越高,居民的阶层认同也越高,且阶层认同向上流动的几率也越大。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日益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城市发展惯性、政府规划、资本选择偏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居民自身多元需求等众多要素正在导致中国城市空间多元分化。总体上,以财政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区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左右公共服务获得感高低的重要变量。然而,公共服务获得感日益以居住社区为基准,研究数据显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分布曲线基本与居民的获得感大体一致。不过,市场价值等级高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反而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人,其公共服务获得感也相对较低。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三个代表"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内在因素.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形成和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基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形成和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前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形成和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保证.本文从"三个代表"的视角对党的历史地位的形成进行了新的考察和分析.     

历数30年阶层跃动—我们的命运被改变的九次机遇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社会建设性纲领,它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滥觞,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提供了一笔巨大的可资借鉴的财富。     

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17的实证分析

民众反腐获得感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更是对政府“公信力”起到重要影响。相关问题已成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但鲜有研究探讨民众个体内部和外部结构性特征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民众内部社会经济地位与外部政治参与的综合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民众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反腐获得感过程中起到不完全中介效应;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则会削弱民众反腐获得感状况。基于此,为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亟须创新完善民众参与途径和方式,积极疏导群体性行为;并着力加大腐败治理力度,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全面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点有紧密联系。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对个人的信任度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信任度。     

近年来国内社会公正感问题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社会公正感问题研究的分析,揭示了有关社会公正感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归纳了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公正感的基本内涵、测量维度与要素、影响因素以及促进社会公正感的对策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当前国内相关研究描述了当代中国不同群体社会公正感的现状,从分配公正、组织公正与社会心理等层面分析了影响不同群体社会公正感状况的基本因素,提出了各项增进社会公正感的具体措施,为促进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