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倍加推崇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具体方案不仅引起我国法学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而且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还展开了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其中在少年司法领域尤为活跃，为此，有必要围绕恢复性司法来深入探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一课题。     

论我国在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的困境

司法民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构成和实现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司法的民主化建设。但由于对司法民主化的误解,出现了长期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等同的理论误区,并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对立起来,引发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于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激烈争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将会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产生严重误导,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与司法民主化有关的理论与争议问题厘清,进一步深入理解我国在司法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制度之探究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而社会工作专业尤其是司法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其介入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少年司法过程的必要性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必须从宏观上关注三个问题：一、少年司法的指导理念;二、少年司法的法律依据;三、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社会条件。然后再观察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是否与之契合并是否能够服务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具体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恢复性司法在处理少年犯罪实践中的尝试，为我国应对严峻的少年犯罪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对恢复性司法存在的误读，也引起了人们对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正当性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传统报应性司法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所体现的兼顾多方利益的实体正义与多方参与的程序正义，对落实“双保护”原则及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让我们相信构建具有中罔特色的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之必要。     

尚未成熟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宜普适于成人司法——以社会调查制度为例的“民意”分析

在法律制度之发展进程中，少年司法制度常为先行兵。如若将少年司法领域内尚未成熟的“制度”（举措）贸然引入成人司法，往往使得社会民众反应激烈、产生排斥，如此情境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之建构，并给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进施加反作用力。本文以少年司法领域内尚属于初创、摸索阶段的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特别是其中的道德调查）引入成人司法为例，并基于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com．cn）BBS上所体现出“民意”的实证分析，归结出论旨——尚未成熟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宜普适于成人司法。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实现路径

恢复性司法是当前少年司法理论的一个热点讨论话题，也是少年司法实践探索中的新举措，由于理论尚不完全成熟，很多问题没能形成定论，而且相对缺乏现行法律的依据，因此，司法实践中的探索大多还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能形成突破，制约了该举措在实践中的引入。本文试图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核入手，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最本质的内涵，找出实现其本土化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深入分析司法实践探索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正确的实现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将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必须严守法律底线，需要树立新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需要形成司法一条龙的配合机制，将审前社会调查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中，需要着力构建当事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制，需要适度推行行刑社会化，需要加强与理论界的合作，需要争取立法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突破。     

浅析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发展成为司法活动的各环节,这些环节全方面的构成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要求,使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得到不断完善。     

海外犯罪学家

【编者的话】本期的论文，是用数据证明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及司法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国辩护律师起不到他们西方同行在制约公权力、维护当事人权利的作用。这是陆红和她学生李玉都在她2002年（LuandMiethe，2002）对此问题研究后推出的另一篇文章。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从属地位不仅可能导致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不能充分得到有效保障，而且会使司法机关权力过分膨胀，甚至还会给执业律师自身带来麻烦。     

修复性司法的正名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转向

在反思传统报应刑及犯罪矫治功能的基础上，欧美学者主张通过修复性司法的方式修复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间的对抗关系，即通过民间的多元化力量实现对受害人正当诉求的考量以及被告人的除罪化。修复性司法与社区司法、德国的“损害回复”制度、传统的刑事和解模式均有实质的不同。修复性司法有“最大化模式”与“纯粹模式”，最大化模式可以运用在无受害人的刑事案件中。     

英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若干司法问题

英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做法已经成为各国的模范。其司法依据主要是1980年海牙公约和1985年《儿童诱拐与监护法》，适用于各个法域和附属地区。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司法体系主要是由儿童诱拐委员会和法院组成，这种司法体制在实践中是充分而有效的。其司法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一般是支持返还儿童，同时通过限制使用口头证据、建立权威司法解释来保证儿童的返还。英国向其他成员国申请返还的司法实践表明，海牙公约在英国返还申请方面运作良好，而英美之间相互申请案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并存在一定模式。     

检察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思考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刑事司法革新运动，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适用已成为通例。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学习和借鉴恢复性司法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法，必将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缓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     

“恢复性司法”的颠覆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方兴未艾，仅欧洲就产生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又称26号决议），2000年7月，维也纳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方案的基本原则》，两个文件都强调恢复性司法是未来司法发展的主体。那段时期，笔者在国外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恢复性司法成为犯罪学课程中的热议话题，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即适用于特殊的年龄群体还是不分年龄具有普遍适用性。     

瑞典少年司法制度概述（上）

本文对瑞典的司法体系和涉及少年犯的立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背景介绍，重点放在检察官在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简要介绍瑞典政府的框架、瑞典处理少年犯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些犯罪数据。第二，简要介绍瑞典少年司法体系背后的总体结构和理念。第三，介绍可能对少年犯施加的刑罚。第四，简要介绍《调解法》、作为犯罪的受害者儿童和犯罪预防行动。本文结尾部分指出了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在未来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性被害与司法的概念重构

围绕性被害为研究重点,我们建议从法律和公民社会二个层面建立广泛的司法机制来拓展被害人司法的含义,并制定健全的评价与对比方法。被害与司法模式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司法机制,被害情境以及被害人司法需求。司法领域需要新的方式对司法回应进行阐述和对比。我们应以传统和创新司法机制的概念取代报应和恢复性司法,并在赔偿、补偿、恢复等关键术语上达成共识。此外,应将性被害问题置于更广阔的情境或参照域中,通过关注性被害的不同情境,可以建立更系统、可靠的被害与司法实证基础。最后,在司法领域需要比"满意"或"治疗效果"等更清晰的标准来衡量被害人的司法体验。引入被害人司法需求(或利益)的概念可为评估和对比传统与创新司法机制以及理解被害人的司法预期提供新的前景与视角。     

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以中、德、日少年司法为视角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完善和健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少年司法制度理念及其原则进行学理的论述,然后着重对德国、日本和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从少年案什管辖范围、少年司法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少年法院审理程序与处置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少年司法实践提出个人完善少年司法体制建议。     

青少年犯罪研究：要比较，更需要借鉴

一切事物只有互相比较才能见差别短长，只有互相借鉴才能促发展进步。司法改革也是如此。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也应当了解外国的司法改革情况，借鉴他们行之有效、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以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瑞典少年司法制度概述（下）

本文将对瑞典的司法体系和涉及少年犯（以下将用到这个词）的立法情况进行详细的背景介绍，重点放在检察官在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本文将向读者简要介绍瑞典政府的框架、瑞典处理少年犯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些犯罪数据。第二，简要介绍瑞典少年司法体系背后的总体结构和理念。本文将总结少年犯案件所适用的立法，也将详细描述各利益相关方在保护少年犯人权中发挥的作用。第三，介绍可能对少年犯施加的刑罚。第四，简要介绍《调解法》、作为犯罪的受害者儿童和犯罪预防行动。本文结尾部分将指出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在未来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少年司法的历史谱系与叙事——读《超越刑事司法》

今天少年司法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考诸其缘由，除了相关领域的专家长期追踪研究以外，少年罪错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显著地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自然亦是其倍受关注的重要因素。因之，少年司法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被建构起来，乃至形成一门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进而不断向其他法学与社会学领域渗透与延伸，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司法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及其范畴——以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为中心

司法社会工作可视为社会工作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其对社会工作而言是工作领域的拓展，对司法而言则是国家司法权社会化的表征。司法社会工作的兴起，一方面在于为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提供了新的渠道，从而：炻展了刑事司法系统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在于在司法中注入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化的司法方式，体现司法为民的人本主义精神。当前司法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主要以为未成年人提供司法保护为中心，但也正在逐步向成年人司：去拓展。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权利保护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由单纯的国家保护的福利型逐渐转向强调正当程序权利保护的司法型。中国目前也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国家保护主义的司法实践探索。但是在借鉴各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经验时，还应重视他们取得的教训。在强调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程序中，首先要确立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现有的犯罪控制型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正当程序权利保护规定，仍存在着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极大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既要实现向国家保护主义的福利型的改革，更要首先实现正当程序权利保护的司法型改革。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才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最大、最坚实地制度性保护，也是其他各种保护性措施和处分得以贯彻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