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以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资源,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精细化治理体系之中,并促进生成社会精细化治理所需的各种条件。基于此,为了有效应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不足并使协商民主在推动社会精细化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潜能,要从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制度与协商形式这四个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此倒逼社会治理精细化进程的发展。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协商民主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化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协商民主视角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协商民主对于社会治理的实在价值,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包容性和公共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和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经提出就成为热词,它代表着中国式民主理论的升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和全过程的显著特征。文章旨在认识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理解其理论生成根基,把握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包含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影响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还是我们党百年民主探索的经验结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民主形式贡献了中国方案。     

社会资本、协商民主与党群治理

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内在契合体现在两者同公民社会的密切联系以及对现代性的解构与重构上。社会资本对党群治理的意义主要体现为非正式网络和非正式规范。而协商民主对于党群治理则更多意味着多元共识、公开审议、参与平等和责任分担。文章试图在吸收两者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协商型党群治理的概念,其内涵包括非正式网络的沟通联结、互惠信任关系的凝聚整合、直接对话的协商表达和公民社团的平等参与四个方面。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参与和协商治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模式,可以从建立协商民主考核机制、设立明确具体的协商民主程序、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培育社团组织和建立规范的协商对话的教育培训制度等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在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

关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目前学术界实际存在"党际协商论"、"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三种观点."党际协商论"由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事实性而具有较为优势的话语地位,而"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则却处于相对弱势."公民协商论"的主要不足是缺乏对中国实践的现实考虑,"折衷协商论"则在协商概念内核的表述上较为模糊,而基于这两者提出"党群协商论"的观点是意图说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更可能处于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党际协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制度的积淀,而党群协商则更多地反映了人民民主的规范性价值.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和谐社会构建的协商民主维度之探析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运用相关理论加以多维度考量.协商民主作为晚近兴起的理论,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进路.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分析有助于理解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倡导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与善治的实现.     

山西农村治理的协商民主实践

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层次推进,山西农村在民主管理方面探索出了不少与协商民主相类似的乡村善治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山西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协商主体认识不到位、村干部存在畏难抵触情绪、管理内容避重就轻、已有政策规定在落实中变形走样等。因此,应注重培育农民的协商理念,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规范协商程序设计,实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效结合,促进乡村善治和农村社会稳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协商民主实现形态与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地位和丰富的实现形式,有效地承接了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需要,这对于培育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土壤,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渠道和夯实社会稳定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必须坚持协商民主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并举,不断巩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调发展的制度优势,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有效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利益分化时代.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认同困难、有序政治参与困难和合法性危机,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协商民主大有可为: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促进公共决策的合法化,化解合法性危机;有利于培养公民精神,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政治协商、听证会、民主恳谈会、互联网上官民对话等协商民主形式,都起着化解矛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关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通过对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特点、异同以及它们的优缺点的分析,可以发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不是完美的,相反它们在民主实践中可以互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就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但在民主实践中还应适当选择,根据情况采取恰当的民主形式,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侧重运用一种民主形式,以另外一种民主形式为辅,体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精神,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论协商民主与民主恳谈

协商民主作为强调过程性民主的重要民主形式,是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从20世纪末开始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不断扩展,从不同的视角对协商民主进行阐述.在中国,由于协商民主在中国目前政治架构下不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对提高中国国内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反而起到促进作用,因而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重要理论话题:建构公共协商机制,协调多方的价值偏好,使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各方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的过程,达致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民主恳谈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但民主恳谈与协商民主相比,在理论目标上尚有较大的差距.但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协商形式,民主恳谈的设计和完善无疑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超越性优势 基于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考辨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式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先于西方在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一以贯之成为与选举民主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之一,引领和彰显中国制度优势。随着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许多争议,“西方说”“选举说”“政协说”“精英说”等错误观点不绝于耳。面对来自国内外的猜测与质疑,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对协商民主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有利于正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最新命题,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的复兴:民主政治的现代反思

民主政治内涵着人民主权理念。公民以选举和协商两种民主形式行使着主权。选举民主弊端的暴露和政治生活的新变化、新挑战,促使了对民主政治的现代反思和新的探索。反思和探索的结果是协商民主获得了复兴。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和谐社区建设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培养良好的政治文化,扩大社区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增强社区成员的集体责任感,是我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