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11年妇女人权研究综述

一切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都基于对现实中的人的权利的判断。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妇女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对待和享有人权进行了长期斗争,联合国已通过若干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公约和宣言,大量学者也对于妇女人权进行关注和探讨,对妇女人权的发展、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乃至中国妇女人权状况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妇女人权的若干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人权状况普遍得到了改善,国际条约和各国的宪法中都纷纷确立保护人权的原则,但从实践看来,妇女无法与男性真正共享到人权发展带来的福荫。随着妇女运动不断兴起,妇女人权的概念,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正式提出。本文拟探讨妇女人权的基本概念,并从内容和实现障碍等方面对妇女人权的特性进行分析。     

社会性别与妇女人权问题--兼论社会性别的法律分析方法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法律分析方法是国际女权运动尤其是女权主义法学运动的产物。用社会性别对妇女人权的考察需首先完成从“以妇女为本”到“以社会性别为本”的转变,这样才能打破在妇女内部谈妇女人权的限制,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涵盖男女两性的角色,需求,地位及相互间关系。扭转妇女人权的边缘化并将性别平等纳入发展主流,这不仅有利于妇女人权发展,也为整个人权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可行的路径。用社会性别对妇女人权的考量方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女权主义法学对妇女人权的分析方法可以借鉴,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妇女人权发展之路,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不能偏废的两个重要途径。     

论我国妇女人权保障

在中国,妇女被称为"半边天"。这不仅仅是说明了妇女占人口一半的优势,更关键的是体现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和巨大的力量。女性同男性一样肩负着改造社会、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重任,所以她们分享自己所应有的一切权利即人权,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妇女人权的保障问题研究分析自然也就在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历程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了。     

妇女性人权与妇女法的修改

所谓性的人权化走向 ,就是性越来越与人权联系在一起。联合国 1 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赢利使人卖淫公约》 ,是性的人权化走向的著名实例。性人权 ,概括言之 ,就是作为性存在的人所有和应当享有的人权。妇女人权运动历来是人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妇女的性人权成了战后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正在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是妇女人权的国内立法 ,在“人权”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况下 ,妇女法的修改应顺应国际国内人权发展的历史潮流 ,确立性的人权本位。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妇女的人权 ,而且可以以性人权为凭借 ,从一个侧面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     

论国际人权法之妇女人权——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两性权利不平等问题还有法律问题的综合体。一方面家庭暴力毫无疑问是对妇女人权保障的巨大挑战,是在男女不平等这块基石上滋生出的法制死角;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形成的习惯以及由男权社会树立的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标准,令家庭内部问题难以以法律体系进行有效的解决或规范。     

妇女权利的国际法保护:问题与变革

妇女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而非追求妇女的特权。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为推进妇女人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CEDAW是核心文件。CEDAW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区域性的法律机制同样有助于保护妇女人权。然而,CEDAW所建立的报告机制以及CEDAW任择议定书的来文机制都存在着执行上的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法治理念,要求国家以真诚的态度保护人权,并进而整合人权的监督机构,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提升人权方面的作用。     

浅论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已逾三十个春秋。人权自“法律移植”时代就进入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2004年人权入宪，但在实际法律实施中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的紧迫性在刑事诉讼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刑事审前程序中。本文就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制度构建作了简要的探讨。     

浅议妇女人权的国际保妒

妇女人权是国际人权法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国内人权状况的重要标准。妇女人权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国内法的保护也离不开国家间的合作,国际保护是促进妇女人权实现最重要的推动力。本文将通过对联合国框架下的妇女人权保护机制的介绍,对比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妇女权利的规定,以期对促进妇女人权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所助益。     

中国和平发展中妇女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妇女人权的进步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中国承担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确保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法律义务,而且积极履行义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论是妇女人权保护的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衔接上,还是法律的实施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如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因过分纲领化而缺乏可操作性;中国国内法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卖淫嫖娼和非法同居蔓延以及妇女就业难等新情况对妇女人权的尖锐挑战;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重男轻女等传统文化观念的限制等。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强化司法并推动文化观念的嬗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书写妇女人权进步和中国和平发展交相辉映的壮丽篇章。     

妇女发展权及其法律保障

妇女人权的发展面临着困境。妇女权利保护相对疲弱的关键在于对妇女权利的本质在理论上存在着模糊认识。妇女权利的实质并不在于一项项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而在于赋予妇女同男性同等的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并享受发展成果的发展权利。妇女发展权要求国家对其提供福利或者国家积极参与才能得到保障。     

关于我国人权立法的几个问题

人权问题是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之一。但任何一国的人权,都是要通过本国的具体立法来加以确认和保障实现的。在我国,全国性法律和地方性法律中的人权立法,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多层次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使我国成了世界上人权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我国的人权立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为我国人权立法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随着全社会范围内重视人权保障的良好的社会环境的真正形成,我国公民的人权必将会得到充分地实现和切实地保障。     

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基本原则的新思考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是该法的核心和灵魂,是准确认识和理解该法的基石。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对其基本原则重新进行思考,并确立保障妇女人权、性别平等以及禁止一切形式性别歧视三项基本原则。     

中国人权法律进程之综述——人权入宪的意义分析

纵观国际关系史和各国国内史,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比比皆是,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那么加强人权保护至关重要、势在必行。关键是采取何种途径来保障人权-从国际社会和大多数国家人权保障的实践来看,已从原来的"政治途径"转化为"法律途径",所以通过"法律途径"保障人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妇女人权与法律角度研究“代孕”问题

《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二卷妇女权利的国际和区域视角》中有这样一段话：妇女在历史上任何时间都被买卖着,“但这些习俗似乎只是在更‘文明的社会’才变得更加明目张胆和商业化”。然而,人肉交易在社会和法律话语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想强调：之所以选择这个论证角度,就是因为虽然其他的法律因素也很重要,但对妇女人权问题的关注更加迫切。同时想说明：妇女人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这里从妇女人权与法律的角度探讨“代孕”这个问题,就要有世界性的视角。本文通过对“代孕”社会现状的了解、对“代孕”本质的理解、对“代孕”中的歧视和不公平现象的阐释,透视“代孕”中蕴含的女性人权与法律问题。     

关于劳动者人权保障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劳动者人权的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劳动者人权保障是通过《劳动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的.《劳动法》不仅是对劳动关系的平衡,更是对劳动者人权保障的法律基础.在劳动者人权的法律保障中,存在着广泛性、真实性、多样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同时需要物质、文化、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条件作为基础.本文结合《劳动法》的基础性质,对其人权法律保障的特点进行了阐述,进而分析了《劳动法》对人权保障方面的实现条件和过程.     

浅议人权形态的转化

21世纪将是一个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权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开辟了中国人权保障的新时期,但就我国人权保障的实践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使人们充分享有人权这一崇高目标的境地。本文旨在通过人权形态探讨人权实现的基本途径,就人民如何真正享有和实现权利做一些思考。     

人权的法律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应当是依法保障人权的社会,人权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障.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完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人权解读

司法是人权救济的最后防线,人权司法保障的强化应当致力于实现四大转变:从人权上升为诉权,以保障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从人权法律原则细化为人权法律规则,以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纸上的权利现实化为行动中的权利,以强制执行维护法律权威和保障胜诉权利;从信访过份扩张转变到依法终结涉法涉诉信访,以达致维权的法治化和专业化.     

论人权的司法救济

法律所保障的人权是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结合 ,现实的人权即法律上的人权。诉权是法治社会的第一制度性人权 ,人权的司法救济以宪法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对人权的司法救济要求扩张诉权的内涵和外延 ,使诉权在宪法面前能够与国家权力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