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强化重大风险全过程动态评估

风险的传递耦合性是风险流突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诸如此次新冠肺炎等公共卫生风险的传递性是远大于生产安全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的。这种超强的传播性会加速"黑天鹅"向"灰犀牛"的进化,进而冲击既有的应急资源。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的武汉医疗设施、防护物资、医护人员等的种种不足,和防疫抗疫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相耦合,又形成了新风险.     

建立完善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风险防范机制探析

消费贷款保证保险自2000年开办以来,因对保证保险本体性基本问题认识的不足与含混,无视风险防范的保证保险经营展业与风险管理,导致了保证保险理赔集中恶性爆发,迫使保监会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暂停保证保险。对我国保证保险本体基本法律问题展开辨析性论述,剖析保证保险存在的问题与风险,提出完善保证保险风险防范的措施,以期对再次开禁、完善、规范保证保险有所裨益。     

一事一议

<正>四川：明确十种煤矿紧急避险撤人情形近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四川局联合印发《四川省煤矿紧急避险撤人制度》,《制度》在紧急避险撤人情形种类、区域、指令发布、工作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细化。《制度》明确,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是紧急避险撤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决定和组织实施紧急避险撤人工作指令。《制度》还明确煤矿必须经风险研判评估,确认危险消除、管控措施落实后,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限制与保障

法治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能说明一个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紧急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同时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决定了行政紧急强制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有必要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和原则,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完善我国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保障机制.     

辽宁省侨商会副会长、香港时代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苗苗为辽宁捐赠两批医疗物资

正辽宁省侨商会副会长、香港时代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苗苗一直高度关注疫情的发展,胸怀热爱祖国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全心全力无私奉献,通过辽宁省侨联为辽宁省捐赠医用口罩、医用帽子、医用手套等防护物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香港时代集团就在国内外紧急采购防疫防护紧缺物资,并多方协调提供快速通道,全力组织调运防疫防护物资。先后为辽宁捐赠两批医疗物资,包括1.7万只医用口罩、12.4万只医用手套、1万个医用帽子和1500瓶84消毒液。     

不让经济减速就难以控制通胀

如果有一个度量消费物价和房价的综合通胀指数,它所描述的通张压力已很可能超过2008年。当前通胀的风险大于增长减速的风险2011年的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大问题。经济学家多数预测中国GDP增长在9%左右或以上,这已经是达到甚至高于经济增长潜力的水平,足够创造保持社会所需要的就业机会。9%的GDP增长在中国劳动力供给正在明显减速(年度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加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打造国家救援力量

救人效率高的公安消防,能否成为一支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增援,再增援!汶川震灾现场,消防特勤队员橘红色的身影,奔走在灾区几乎每一处坍塌现场。5·12大地震后,上万名消防官兵紧急从全国各地奔赴震区。不是火场,一样能救人。带着专业的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以及破拆、撑顶、通信、照明、防护等装     

从内卷到反卷:新时代青年的自我重构与治理对策

在内卷到反卷的话语变革下,正发生着一场青年从“竞速性自我”向“独异性自我”的重构。现阶段由内卷滋生的竞速性自我,具有全面参与竞争、加速达成标准、持续超越对手和长期情绪消极的特征。与之相较,反卷青年追求的独异性自我,则更加看重多维评价、内在导向、减速生活、感性思考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双提升。由于反卷是青年对个人生活的自主微调,在面对系统性的内卷时会遭遇分化、收编和循环的困境,进而演化成独异性自我在建构过程中的心灵危机、被迫展演和能量虚耗。为此,青年政策必须聚焦新重点、采用新范式、预防新风险,实现更高品质的服务和引导,推动青年独异性自我的健康成长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我国中小银行风险生成机理及稳健发展路径研究

中小银行既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中小银行的风险防范工作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中小银行的风险生成主要包括过于依赖同业负债及资产性投资收入导致流动性风险、风险预估不足和风控能力较弱导致信用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治理风险等三个方面。可以从加强顶层设计和完善政策、明确经营定位、加强金融科技创新、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协同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中小银行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路径。     

信号综合贯通地线割盗案件的现场勘验

信号综合贯通地线是用于铁路信号系统接地的电缆，它消除了不同设备之间的电位差引起的不平衡电流，实现了对人员和设备的有效防护。近年来，割盗铁路信号综合贯通地线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案件对铁路运输生产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信号综合贯通地线割盗案件现场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类现场在勘验检查时可分类为中心现场和外围现场，地线断头和现场遗留的血迹、烟头和排泄物等痕迹物品是我们分析判断案件的重要依据。对同一时间段、同一地域范围内连续发生的割盗信号综合贯通地线案件，要加强案件的串并工作。预防此类案件，必须建立综合的防范机制。     

对“8·23”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的思考——以侦查决策为视角

侦查决策关系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处置的成败。"8·23"菲律宾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的处置过程,存在诸如决策目标不明确、决策时机把握不当、情报信息掌控不力、研判不足和决策执行不力等失误,最终导致这次劫持人质事件解救行动的失败。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处置决策具有不同于一般决策的特点,决策者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侦查决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只有科学决策才能避免、减少风险。     

舆情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沟通框架建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着全球性、全域性、全民性和全媒性风险,其风险沟通自身蕴含着舆情要素:风险特性与舆情的关切指向高度一致;风险沟通与舆情的核心命题高度吻合;风险沟通与舆情表达具有相同的价值内涵;风险沟通与舆情事件同时受互联网的风险放大效应支配。为此,需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框架中加入舆情要素,从风险沟通的风险维度再丰富、风险沟通的目标任务再定位、风险沟通的领导和保障机制再设计等方面重构风险沟通框架。     

家户可行能力:内涵解释、发展矛盾与现代培育——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思考

家户可行能力是指能够实现家户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向往的整体性能力,具体包括经济发展能力、政治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文化延续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家户可行能力发展遭遇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保守型和创新型的矛盾、政治冷漠型和参与型的矛盾、社会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矛盾、文化停滞性和发展性的矛盾、风险逃避性和应对性的矛盾等.在衔接期,家户可行能力的培育可以从提升家户经济发展能力、增强家户政治表达能力、拓展家户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家户文化延续能力和提高家户抵御风险能力五个方面着手,以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模式及风险防范

我国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模式主要分为联合管理外包模式、企业横向一体化外包模式、员工业务培训外包模式等。在外包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操作性、潜在性和制度性等方面的风险,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谨慎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外包模式和服务商,增强外包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力度,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外包市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服务商自身队伍建设,应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之策。     

5G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风险及防范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发展。5G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新的发展契机:能使物联网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能让人工智能为人们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信息和个性化服务等。与此同时,也使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面临诸多风险,如个人隐私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政府管理风险等。为应对这些风险,要构筑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建设共享数据安全防范数据库;建立政府数据动态治理模式,对政府数据实现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利益相关方数据安全素养,加快数据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全体公民的数据权利意识;重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中的安全风险。     

面向未来的风险评估模式优化

国外风险评估研究和实践已逐步形成科学技术、社会认知和意义建构等三个模式,伴随产生了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逐步将专家、公众和风险管理者纳入评估过程中。在我国,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一些进展,同时也面临本土化的挑战：清单式排查带来的纵向信息报送仍存痼疾,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和执行过程关注不够。在梳理文献和本土实践的基础上,研究认为风险评估工作应进一步走向一种整合的模式,即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评估模式已有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针对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的分析来识别和挖掘风险信号,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的风险信号甄别也离不开长期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观察和经验对风险信号的研判,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强化政府内部风险信息流转各环节的机制设计。     

我国地方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改进

重大项目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需要在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管理之下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制约。但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GDP绩效、官员偏好主导地方公共决策等主客观原因,重大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更多表现为"做形式"、"走程序"。反思近年来国内高频率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社会效应,必须在重大项目社会风险控制的制度层面作出有效改进,具体而言:应当在项目决策中强制性嵌入社会风险评估,细分社会风险等级,重视异议权,调配相关利益者决策的比重,构建动态监测的纠错机制。     

社会危害行为的经济法规制——制度规则、权力配置与规制工具

如何有效规制社会危害行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危害行为具有受害主体的不确定性、客体的动态性、损害的不确定性、绵续性、难以恢复性、损害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性等特性,其与经济法的契合点在于"风险社会与公共秩序",应是经济法的主要规制对象。主体在风险行为的知识或信息上的差异、是否具备支付损害赔偿的能力、面对损害赔偿诉讼的几率、行政费用的高低等四个因素决定着经济法对社会危害行为应以事前直接规制为主导、事后责任规则为辅助。基于法不完备理论,为有效遏制社会危害行为,经济法应赋予规制机构准立法权、执法权与准司法权,并在规制过程中进行规制影响评价。     

市井人语

正这样的新规好近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三审。为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草案三审稿新增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释放出一个信号:今后见义勇为者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不要在为出现"非重大过失不担责"而产生不必要的思想负担。过去没有相关规定,使部分见义勇为者在实施紧急救助时担心"担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