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灾难。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犯江南,并大举向华北扩张,企图侵占整个中国。在这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从“除蒋”到“释蒋”原因考

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除蒋"到"释蒋"的政策转变,既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支持张学良的"兵谏"诉求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并不是因为服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命令。     

西安事变——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面临着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浅议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认为中共中央对蒋政策转变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对蒋政策转变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抗日反蒋——联蒋抗日的探索——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使下建立的,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成败的重大意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依次递进的三个形成阶段。然而,它的制定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迷信运动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封建迷信现象,这不仅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阻碍其参加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华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同时充分利用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改造、瓦解、取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大幅减少,促进了生产发展;农民也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了健康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反迷信运动塑造了新人,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参与抗战的热情,对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农民争取抗战胜利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西安事变”中他看守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在古城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为了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谏”,在临潼骊山活捉蒋介石,并将其送回西安市杨虎城办公所在的新城大楼看管起来,逼蒋抗日,历史上“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从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到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70年后,在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张庄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当年负责看守蒋介石的杨虎城卫士队副班长——耄耋老人王志屏回忆起当年的一幕,讲述“了西安事变”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他的出现让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再次鲜活如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民国“兵学泰斗”蒋百里意外“撞”进西安事变幸会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留于陕西临漳华清池，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这便是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     

杨靖宇指挥抗联一军反“追剿”的一次战役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直接威胁和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从1935年秋冬开始对东北抗联进行“讨伐”,并把重点直接指向了活跃在东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平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反右倾”问题的探讨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作出《关于三年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平北地委也于当年5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本文对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淮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征收中的反隐瞒斗争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征收政策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在征收过程中,由于调查不深入、宣传解释不够、少数基层干部徇私舞弊、农民的贫困及多面负担、负担不够公平合理等因素,存在着各种隐瞒田亩、收获量的现象。隐瞒现象不仅违背了合理负担原则,也影响了其他业户缴粮的积极性,并直接关系到公粮征收任务的完成,进而影响抗日战争进程。对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多重举措:通过深入调查,掌握业户真实的田亩数与粮食收获量;通过充分动员,提高群众对缴粮意义的认识;通过惩办违纪干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通过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斗争落后分子;通过完善征粮政策,促进征收全过程公平合理。这些举措有力保证了救国公粮的顺利征收。     

轰动一时的陈仪汤恩伯反蒋案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此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虽"旧时受陈仪私惠甚深",但在关键时刻,"迫于忠党爱国之诚",举报在先,免于追究。但从此之后,汤恩伯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备受排挤打击,61岁便忧郁而死于日本。陈仪缘何"煽惑军人逃叛"反蒋?汤恩伯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事件最终为何败露?     

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将军—记抗日名将冯仲云

在东北抗日联军众多的将领中,有一位身经百战、清华出身的抗日将领,他的名字叫冯仲云。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1908年2月27日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他从小勤奋好学,在杭州慧兰中学读书时,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这所学校,他     

王玉瓒——从护蒋卫士到捉蒋先锋

王玉瓒先生早年从戎，是张学良将军的得力部下，历任排长、连长、少校副官、中校副官、上校参事、上校营长、团长、副旅长等职。在其任东北军警卫队第一营营长期间，曾两次担负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行辕的警卫任务。1936年12月12目，他奉张学良之命率部捉蒋。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怆，活捉了蒋介石，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前的苏联“联蒋”政策与西路军

正1936年夏是世界力量酝酿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条约签订在即,日、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将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于是,苏联推行了近十年的对华政策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并未察觉,危险由此而生。     

段祺瑞：从亲日到抗日的人生转折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继袁世凯之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年近古稀的他为何突然拖着衰病之躯，千里迢迢南下寓居上海呢?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曰寇鲸吞了我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