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与解读高官犯罪--从社会学视角对中国高官犯罪问题的剖析

近十年来,反腐败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茶,让人民群众振奋不已的同时,也让人不免得心情沉重。从表象上看,似乎被绳之以法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情节也越反越严重。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高层官员腐败太严重了,根本肃不清。人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省部级官员犯罪问题,为什么腐败越反越多,越反级别越高?如何遏制高级官员犯罪问题?本文兹从社会学的视角对高官犯罪原因和遏制对策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乔新生：应将互联网反腐败的信息互动机制纳入体制之内

中国执政者正在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开放式的腐败信息搜集系统，以及快速反应的反腐败预警机制，使中国反腐败体制结构可以有效地吸纳社会各种反腐败信息，特别是互联网发布的反腐败信息。任何在互联网披露的腐败信息，都可以通过纪律检查机关及时地获得回应，正是这种体制之内与体制之外的互联互通，使得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可有效地吸纳社会各种声音，从而使政府官员越来越处于透明的状态。     

国际短波

俄总统建议执法部门实行轮岗制最近，在俄罗斯政府举行的一次执法部门反腐败和犯罪会议上，俄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犯罪和腐败状况没有好转，主要原因是执法部门的一些官员搞权钱交易。他建议执法部门实行岗位轮换制，以防止各种不正当关系的发生。（张爱民供稿）韩大民党提出新的反腐措施韩国政府近日因一系列腐败丑闻而受到攻击。在金大中总统的小儿子因涉嫌贿赂被起诉后，韩国大民党近日提出了一揽子反腐败措施。主要内容有：简化法律程序，任命一名独立官员负责处理涉及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亲属的案件；设立一个特殊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同…     

反腐败事业的国际化

许多事实溉目前各国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走私、贩毒、商业贿赂等大型案件,大都是各国的官员与不法分子勾结起来进行的。这些官员和不法分子,往往通过某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洗钱",把他们的肮脏所得,变得合法化。所以,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1997年5月,联合国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冷战的结束、经济私有化、经济全球化,为腐败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机会,而有组织的犯罪同政府官员的不正当的关系,对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然,相应地,全球性的反腐败行为也在发展。这就是说,腐败的全球化,同样使反腐败的斗争也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行为了。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博弈过程，腐败与反腐败虽然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来找到一般规律。腐败的成本按照“经济人”原理可以分为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和道德成本，通过分析腐败的成本可以探究腐败的戍因，找到遏制腐败的方法。反腐败是政府进行的重要活动，反腐败的成本属于政府成本的内容，通过分析反腐败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确定了反腐败斗争要在政治意识上高度重视、运行中经济节约和社会影响上一分为二的方法。     

关于反腐败的几点思考

反腐败是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反腐败严峻形势，认为，腐败最终会危机国家政权；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公共权力部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对国家政权现实的、直接的主要危险。认为对反腐败斗争政治性的认识偏差和不足，是反腐败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大力加强对其政治性的认识。指出，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需全党、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从政府官员看我国政府公信力问题

本文从政府官员维度对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腐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精神缺失等原因;同时研究发现公民参与对于政府公信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最后文章指出通过构建协商民主的制度来解决政府公信力问题是一种有效路径。     

我国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研究

廉政制度权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腐败的治理,它一方面通过为廉政制度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为腐败的治理提供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它通过廉政制度的合法化过程为政府的反腐行为提供权威性保障。而当前,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的廉政制度权威现状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制度权威的期盼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加强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美国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

美国联邦政府为严厉打击日渐增多近官员腐败行为，正在起诉那些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而2004年12月23日联邦政府检控的前康涅狄格州州长罗兰，就因为得到10多万美元的非法好处，而成为最宾被定成重罪的典型案例。美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虽然不如发展中国家那么突出，但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和犯罪丑闻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从官员“攻博”看社会诚信

易宪客在香港《信报》撰文指出，中国诚信法则之所以不彰，根源在于政府许多政策失信于民。先有政府官员没有信用，然后才有民众的造假做假。政府并非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有血有肉的人所组成。政府的失信问题就在于这些组成政府的人失信。目前官员们群起“攻博”的现象已渐渐蜕变成一种学术腐败，问题的实质不仅仅在于一种腐败，而是把整个社会带向没有信用、失信的社会。这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诚信法则不能确立的根源之一。从官员“攻博”看社会诚信     

有一种腐败叫“全懂全能型腐败”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的成本将越来越高，腐败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而腐败的手段方法也将越来越隐蔽多样。在这样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下，有一种“全懂全能型腐败”悄然而生。搞这种腐败的官员有文化，懂理论；有知识，懂法律；有权力，懂运作；有谋划，懂造势；有人缘，懂作秀……他们参加政治学习、     

美国反腐败法律制度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是世界各国人民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美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都与中国有很大差异，但是其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中仍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参考之处。本文从历史背景、机构设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等方面介绍了美国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并扼要地进行了评论     

经由政府道德法反腐败的法理求解——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专门创制政府道德法具体规范政府官员的从政道德行为．是美国“水门事件”后反腐败的重要理念转向、制度创新和成效改进。这种反腐路径的法理源于基督教道德原罪假说基础上的对官员道德的不信任．进而导出由于官德自治的不能和官员德性的自私而须通过权力道德的法律强制和排解公私利益冲突来防惩腐败。对此我国在反腐败观念上应做到四项更新：第一．优选德治反腐向优选法治反腐的观念更新。     

关于当前反腐败的法律思考

关于当前反腐败的法律思考李保唐（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副主任）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存在于一切有阶级的人类社会中。当今世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也成为全球关注的普遍现象。原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历经七十余年，一朝倾复；日本自民党一党...     

影响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影响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孙秀奇，冯景合反腐败关键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认识入误区，自然有碍反腐败斗争的开展。笔者认为当前对反腐败斗争在认识上存在着六个方面的误区：一曰，反腐有害经济建设论或曰对立论。即把惩治腐败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腐败的产生与存在是改革...     

腐败与反腐败的法经济学分析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每个权力主体追求的目标，权力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就有可能将手中的权力谋取额外收益，进行违法违纪和违背党的宗旨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即较高水平的制度化能够防止腐败，以非正式制度创新制约腐败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经由政府道德法反腐败的法理求解——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专门创制政府道德法具体规范政府官员的从政道德行为,是美国水门事件后反腐败的重要理念转向、制度创新和成效改进。这种反腐路径的法理源于基督教道德原罪假说基础上的对官员道德的不信任,进而导出由于官德自治的不能和官员德性的自私而须通过权力道德的法律强制和排解公私利益冲突来防惩腐败。求解美国经由政府道德法反腐败的法理逻辑,对我国当下转变反腐观念、创新反腐体系、提高反腐成效等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反腐败要解决思想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其中包括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为了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必须清除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有功论。国内外有些人认为，在一个过渡社会，腐败也许扮演了一个有用的角色。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定程度的腐败是帮助轻松地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值得欢迎的润滑剂”。国内也有人提出腐败有“正负功能”，还有人提出腐败是消除计划经济约束的催化剂，它对旧体制的解体有促进作用。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     

国际联手 惩治腐败──第二届全球反腐败论坛会议侧记

2000年 5月 28日至 31日，第二届全球反腐败论坛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来自 14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非政府组织代表、专家和新闻媒体工作者聚会海牙，共商国际社会反腐倡廉大计。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对腐败、捍卫正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给本届论坛会议的书面致辞中呼吁：各国政府应加强廉政建设，取消可能导致腐败的规章制度，建立促进决策透明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防止非法所得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使年轻一代尊重廉政观念。安南还指出，所有公民都应将反腐败视为己任，主动举报腐败行为，同时举报者必须受…     

灰色地带:反腐败法律的文化分析

法人类学对腐败和反腐败法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了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的社会根基以及腐败行为的两个规范框架: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惯例;评估腐败问题时存在的双重标准: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常常认为"南方"和"东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常常难以求得平衡,媒体对腐败的报道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处理反腐败问题时常常采用过于简单的两分法。法律人应当对这些卓识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理解英国的几个重大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