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热”

近年来,政府机构与官员开设微博俨然成为一种风潮与趋势.这些微博在发布政情信息、宣传政策法规、汇聚民智民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微博正悄然改变着千百年来中国官民之间难以逾越的某种距离.但同时,“空壳微博”现象、微博功利化、微博公信力不足等问题也阻碍了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积极作用的发挥.     

浅析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热”

正微博正悄然改变着千百年来中国官民之间难以逾越的某种距离。但同时,"空壳微博"现象、微博功利化、微博公信力不足等问题也阻碍了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积极作用的发挥。2010年被誉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微博的异军突起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络问政新宠。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风生水起。对"网络问政"日益重视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此番亦毫不落伍,许多党政机     

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人力规模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基本视角对中国政府的人力规模进行历史考察和国际比较,对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上是政府人力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本文以2006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通过Eviews5．1软件对省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综合指数、地域面积、政府财力因素与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因素与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对我国省级政府构建合理、适度人力规模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节约型政府本质之探索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央提出建立“节约型政府”的目标。节约型政府主要是指职能定位准确、规模适度、运行科学与高效的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对政府规模进行调整,要遵循动态调整和精干高效的原则。实现科学决策要完善政府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加强政府决策的制度建设。同时政府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公民对政府行政效率的监督力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加强政府的管理水平。     

对政府官员法律实践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 ,历来是法治的重要实现条件 ,其中 ,法律实践能力又是国民法律素质的核心部分 ,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法律实践能力与水平如何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国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律实施。本文在大量问卷调查和统计的基础上 ,客观描述了我国政府官员法律实践能力的现状 ,分析了当前政府官员法律实践能力的基本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期为探索提高政府官员法律素质的途径提供基本依据和有益参考     

试论当代中国政府结构之优化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韵公共需要而产生的。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因而在此理论视阈下,一种优化的政府结构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于是围绕着政府职责这个轴心,可以将政府结构分为政府的总体规模、政府间关系结构和官员结构三个紧密相联的层面。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探讨政府结构优化问题尤为显得紧迫和重要。     

对省级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官员微博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而官员作为人大代表、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其特殊身份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民众希望通过微博了解政情,对官员进行监督,实现参政议政的愿望;官员希望通过微博了解民意,为民众解决问题同时展示自身形象。由此而产生的官员微博不仅使官民之间存在的多级隔阂墙得以拆除,还为实现了虚拟的面对面的沟通搭建了平台。     

“道歉”之后怎么办？

政府和官员向市民和公众道歉，现在已经屡见不鲜。相对于以前政府官员在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发生后的“默默无闻”，现在能勇于直面工作中的失误、错误，的确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工作频繁出错，频繁道歉，甚至把道歉当时尚，道歉也就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作秀”行为。     

政府规制改革与有效防治腐败

国外一些学者用“规制俘虏”理论和“合谋理论”来解释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政府规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有三个链条:其一,政府规制干预市场所形成的大量的寻租机会,产生了贿赂官员的动机。其二,政府规制基准模糊,掌握市场准入资格认证权的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强化了争相贿赂官员的心理。其三,政府规制程序复杂、不透明,只有用贿赂作为润滑剂才可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把对腐败现象控制的重点前移,从注重对腐败现象的事后控制,转到事前控制上来,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论当前中国政治锦标赛的利与弊

官员的激励问题是政府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事权下放、财政分权等改革,我国在政府治理中对官员的激励呈现出着重强调"经济绩效"的政治锦标赛特征。政治锦标赛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地区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负面效应。随着我国的发展,各级政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正在并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这些目标往往比经济发展更难直接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并且更加难以考量,因此以GDP和相关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晋升机制必将发生改变。     

依法规范财产申报制度

微博反腐，在2012年的网络世界中十分红火，被曝光的涉．腐人物包括“表哥”杨达才和袁占亭、“房叔”蔡彬、“房爷”周伟思等。这些人一经微博曝光，立即引发公众对其财产来源的强烈质疑，然而当公众要求公示这些官员的工资收入时，却几乎都被相关单位以“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这反映出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正规反腐渠道的不通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依法规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公众监督。     

官民关系之调查

官民之间究竟该是何种关系？ 调查显示：53.3%的群众认为官民之间应当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官员选择此项的比例仅为28.9%;而有65%的官员认为官民之间的关系应是＂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二者兼而有之＂,民众此选项的比例则为40%。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一大批各级官员因未能履行职责而被就地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开始走进人们的政治生活。这表明我国对重大事故、事件中失职的官员进行问责已经付诸实践，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树立权责对等理念，建立责任政府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举措。，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慎提“跨越式发展”

在中国，“跨越式发展”已经变成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上至国家领导，下到草民百姓，不论是政府官员、学者文人，还是企业老总、基层职员，总是把跨越式发展挂在嘴边。高铁就是在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下高速发展起来的，但随着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跨越式发展的思考。     

疏解中国“社会张力”的关键在反腐

近两年，中国的民间群体性事件，包括暴力对抗事件，有逐年增加之势，抗议对象的层级也有渐渐上升的迹象。无可否认，胡、温两位领袖在大部分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网民以“胡哥”和“人民的总理”呼之；但是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执法人员的权威却在显著减退，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民众对他们甚至怀有恨意。     

县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2007年四川省177个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考察县级政府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三大因素对县级政府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优化县级政府规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影响县级政府规模的这些因素,进而为确立合理的政府规模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政府信用建设述要

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立信用中国关键是要建立信用政府,培养和造就信用官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以日益复杂且充满风险为主要特征的今天,使社会及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及其官员的地位、作用决定了政府信用建设必然成为社会信用建设的前提基础和根本保证,而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及其现实信用状况决定了政府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信用政府,才能有助于社会诚信的建立与支持。坚持以取信于民为核心,把握崇信、立信、守信三个环节是建立信用政府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