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价值观的评价与建构——从对"一代不如一代"的质疑与反思谈起

中国人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价值观的冲突与裂变,这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有人曾断言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而经过北京奥运会的洗礼,评价又发生了转折,两种评价判若云泥.为此,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评价标准,破除偏见,全面、整体、宽容地看待青年的主流及其变化,是引导和构建青年价值观的前提与关键.     

举家体制下的资本兑现：一项基于大城市中产青年住房消费意愿的观察

伴随年青一代持续聚集于一线或部分早发的二线城市,在高房价背景下实现市域住房自有化,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生活性议题。基于H市12位中产青年的田野观察发现,虽同为住房消费主力,但中产青年在资金、区位、品牌、空间等方面的选择,既区别于典型的刚需群体,又异于小众的改善群体,呈现出一类特定的“踮脚型”意愿。当前中产青年定制的“向上安家”情结,是受优质发展要素“向心集聚”、婚配竞争促成压力式“门当户对”、住房持有与地位融入“关联神话”、房源炒作臆造恐慌式“赶紧上车”等动因共同催生,并经由一种资本全方位高度整合的“举家体制”向外扩散。因此,为预防中产青年“购房热”的亚健康外溢,须契合实际地展开社会“冷思考”。     

香格里拉青年“时尚”调查——对上桥头村藏族青年的个案分析

笔者不久前对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尼西乡上桥头村的藏族做了为期20天左右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在见识到藏族特色文化的同时发现村里的青年发生了较大变化。     

青年新媒体情感探究——我国青年对新媒体情感的个案(实证)研究

本访谈研究将受访者的新媒体情感划分为热恋、依赖、平淡、无奈、厌恶五个类型,认为对新媒体功能的体验促使青年形成相应的情感,青年对新媒体的情感会由于各种原因发生改变,并进一步指出,青年新媒体情感是存在着差异的,是错综复杂的,是由新媒体与青年的关系决定的,是发展变化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生存方式,了解和掌握青年新媒体情感,才能够有效地运用新媒体服务和引导青年。     

职业青年情绪情感现状调查及启示——基于一项对山东职业青年的实证研究

对山东省1192名职业青年进行的一项情绪情感调查结果显示,职业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幸福感等积极情绪体验强烈,不合理、不满意、愤怒等因收入和社会环境引起的负面情绪体验广泛存在,且职业青年的情绪情感体验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社会管理和青年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本文以W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来探讨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差别,并且得出结论: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他们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相较于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嵌入"式和"失范"性程度更加突出,需要从理论层面和制度设计中予以重视.     

城市化进程中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嵌入机制研究——以上海某“城中村”青年和青年工作为个案

本文对上海市M区H镇通过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建设来创新街道团的组织格局的实践进行了实证调查,以嵌入性理论为视角,用理论来描述个案经验,尝试归纳和分析该镇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嵌入机制的实践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为共青团的工作提供参考。     

青年生命观念的新变化：特点、成因与启示——基于深度访谈的分析研究

生前遗嘱、生态葬、网络祭祀等在青年人群中悄然兴起,反映着青年生死观念的多元化特征,折射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按照自我意愿规划生命旅程。青年选择生态友好型的安葬方式和祭奠方式,体现着他们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反映着青年生命观念中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青年生命观念的新变化,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产物,也启示着生命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多元互动。     

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

我们现在回顾60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自然地会把这60年分为两个部分,即改革开放的前后30年。前30年,我们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实际上是走了     

哈租族”：引领租赁消费潮流的都市青年——基于一项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近两年,国内出现了一个“以租为乐,不求拥有,但求享用”的都市青年群体——“哈租族”。笔者将研究视角锁定在“租生活”的行为主体“哈租族”上,从青年群体和青年消费文化的视角出发,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之以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得出：物价高涨、青年创新能力强、网络等租赁渠道畅通是“哈租族”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了“哈租”也是一把双刃剑。     

白领青年的人际关系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对北京IT行业8名白领青年的深度访谈分析

本文依据对IT行业8名白领青年的深度访谈资料,采用质的资料分析软件Nvivo7,对白领青年的人际关系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白领青年与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工具性人际关系,从总体上看,处于负面状态.这种负面状态,巨大地消解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白领青年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性人际关系,则处于良性状态.这种良性的情感性人际关系,则增添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文章最后深入地探寻了情感性人际关系对白领青年主观幸福观产生正功能的心理机制.     

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行为、模式及其变迁历程——对青年农民工婚恋研究文献的一项检视

以市场化下的社会变迁作为背景框架来对既有的青年农民工婚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特别是对青年农民工婚姻研究中的性问题、婚姻状态与婚姻行为、"闪婚"现象等相关主题进行系统清理和检视,以展现其婚恋观念、婚恋行为、婚恋模式的变迁逻辑和历程,结果发现:青年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变迁历程并非从传统向现代的线性进化过程,而是呈现出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复式结构。为此对既有研究中尚可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和研究主题应进一步深入探讨。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问卷调查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运用与介绍状况——对297项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对发表在《青年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的297项调查研究的方法运用与介绍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青年调查研究中的方法介绍还不够规范,后期在抽样方法、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介绍和运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观。由此笔者指出了在青年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如何促进调查研究的规范性进行了探讨。     

以认同为主线的“三喻文化”——读《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有感

有关代沟问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从文化角度解释为代际冲突,该思想集中阐述于《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以下简称《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总体而言,《文化与承诺》发轫于为沉浮与共的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找到光辉的未来;的文化信念。     

“既想生”又“不想生”——对未育青年生育矛盾心态的探索性研究

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对4030名未育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未育青年对生育持有矛盾心态,其中生育是自然规律、满足情感需求、增强婚姻稳定性、外部压力是他们想要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工作挤压、生育能力焦虑、对孩子成长环境担忧是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对生育重要性的认同、对自己有时间精力去生育孩子和家庭经济收入能够负担起生育孩子的积极评估都显著降低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但对家人能够为生育提供照料支持的评估与未育青年生育矛盾性没有显著相关性。有鉴于此,生育支持政策应该从重塑生育重要性、构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制度、缓解生育能力焦虑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消除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促使他们的生育意愿从矛盾型转向确定生育型。     

当代青年政治认知教育: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对四所高校的调研

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同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问题。当代青年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同,不仅在当下事关人心向背,而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与前途命运。因而,如何有效地进行当代青年特别是     

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转型和多元共生现象研究——对24名青年志愿者的深度访谈分析

本文依据对24名青年志愿者所做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利用质的资料分析软件NVivo 7,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做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正在实现从传统性动机(以"责任感"为轴心)向现代性动机(以"发展"为轴心)和后现代性动机(以"快乐"为轴心)的结构转型;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动机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共生的.在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结构模型中,存在多种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机类型混杂化后而形成的"多元混合模型".文章最后运用"时空压缩"(Time space comprcss)这一概念工具,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转型"和"多元共生"现象做了理论解释.     

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看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一项有关传媒与妇女参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分析了这种认知来源与传媒影响力的关系,指出,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宣传女性优秀分子,为她们"脱颖而出"进入领导岗位创造条件的积极影响,也有"忽略"女领导干部的政绩和将扭曲了的女领导干部形象刻板化、类型化,对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产生消极影响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