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城镇化在我国方兴未艾,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关系到我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说,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消除阻碍城镇化进程的体制障碍、灵活运用市场力量等方面．     

论“后改革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中心位置,核心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和谐最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概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并结合“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核心任务,提出应健全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组织架构,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合作互补,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的协同“双强”模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失衡及其突破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引擎。以政府行政主导、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农地非农化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人-地"城镇化增长速度、空间结构以及发展质量严重失衡,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损害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阻碍社会结构转换。推进"人-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要坚持市场主导与协调发展的理念,优化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推动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协同改革,推进职能转型与政绩考核政策再设计,从而回归和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我国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充分考虑这个新发展阶段变化的背景下,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速度与质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地方探索的等若干重大关系,释放新型城镇化的红利。     

中国文化的协同改革与提升软实力途径研究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变革。中共“十七大”以来，通过文化创新工程，政府从带有计划经济特点的社会文化管理制度逐步走向与国际接轨的更富于活力的新兴文化体制。在“十二五”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要从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微观改革，逐步走向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宏观改革；从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构建和完善以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文化法制的制度建设；从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逐步走向更加关注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的协同改革和创新；政府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从而实现“文化强国”目标。     

推进政府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由政府投资于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公共产品领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各地区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这又历史地赋予政府投资特殊的“使命”——政府除了在上述“市场失灵”的领域     

与市场共演：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新策略

在市场化环境中，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具有“与市场共演”的特征。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向营商环境治理。研究发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反塑政府”“政府与市场互惠”的共演过程，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转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在共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市场重复博弈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向着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持续调整。政府作为市场作用机制发挥的“助市者”，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双强模式”的重要基础，这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鲜明优势。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改革初期,中共认为,市场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同时强调加强市场的作用.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在十四大认识基础上不断深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共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解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思路。这一命题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职能分工。基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环境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回应政府财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等全新内涵。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市场、社会是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伴随着我国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的领域的出现。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一个善于调动、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及其能动性的社会管理新体制。这一新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追求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性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是党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承认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做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内在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再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仍存在很多弊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首先在框定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性的基础上,审视我国传统管理模式困境,接着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自身建设上找到滞后之答案。探究西方国家发展沿革,可得出其本质就是＂强政府＂与＂弱政府＂的两种不同选择。用近期社会热点来指出政府职能中社会职能建设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前提和内在逻辑,就是缺少制度改革的支持。最后提出服务型政府、法制建设的构想。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走出风险投资认识误区,正确定位政府管理职能

目前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中存在着两大认识误区 :一是将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变成了政府对风险投资项目的直接包办。存在着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动风险投资的倾向。二是误认为建立了风险投资机构就等于建立了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融资方式 ,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体系。必须从推进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发育的高度 ,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从完善法规、创造环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市场机制等方面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经验与启示: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几点思考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相互关系中,以政府为参照,社会、市场在多维层面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中,我们也许可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什么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不仅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履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能,以致形成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十一五"规划强调"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到底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什么呢?作者认为:应将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剥离出去,政府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让政府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与领域,并在政府之外另行设置一个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由它来统辖全部经营性、竞争性国企体系,与由政府所统辖的非经营性(公益性和福利性)国企体系并列运行,二者各行其事,各司其职。     

嵌入性视角下的市场、组织与国家——关于一个客运组织形成运营过程的实践分析

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研究，通过对一个客运群体经济行为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并“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嵌入”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生成；实质上则体现着市场、行政、社会、文化传统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嵌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由外在的市场实践、社会转型以及同时发生的行动者的形变为其提供支撑。这一过程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个体采用组织化的方式，作为应对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力量的影响和市场竞争的策略性选择。     

政府主导与政府“瘦身”——兼论重塑国资委和国家资源委员会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必须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有一定界限，它不应主导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应该从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中退出的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应在各级“人大”领导下重塑国资委和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实现政府“瘦身”计划。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建成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皆基于对问题及其根源的准确判断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但是,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深化改革,都必须从具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出发,对问题本身及其根源作出准确的判断。问题的根源必须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重点寻找那些从我国特殊过渡体制产生出来的特殊原因。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形式本身,而主要是国有经济和政府机构职能定位及其行为的不合理造成的。这些不合理不仅来自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而且来自先前＂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问题及其根源找准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也就寓于其中了。     

从公司信用转变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本就因不同的时代形势与战略任务而变动调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机能日臻完善,市场也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全能型的抑或主导型的、审批型的抑或直接管理型的政府职能模式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上海自贸区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深刻变革,将促使公司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变,而曾受制于"政府之手"的公司信用之转变又恰恰烙印了新时期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时代内涵与市场取向趋势,即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务管好,简政放权,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发挥政府的积极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