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政策工具选择的系统模型研究

如何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是政府管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和实践者找到了一种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的新途径。本文从政策工具的内涵研究开始，结合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的经济学模型、政治学模型和综合模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构建为一个系统模型，希冀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绩效。     

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

政府责任隐含在公共政策文本当中,公共政策包含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方面。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者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凸显了政府责任的意识形态,政策目标标示着政府责任的方向,政策工具是践行政府责任的客体。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政府责任的具体形式伴随"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路径发生变迁甚至是范式转移。探寻一种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既可以从时间横向解读某一项政策文本中的政府责任概况,又可以在时间纵向上从"价值—目标—工具"的路径对政府责任及其嬗变历程作一个动态的变迁考察,从而突破原来过于偏重静态的视角,体现政府责任的动态性。     

政府工具识别分类新捋

识别分类是政府工具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依从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基本逻辑关系,在学界已有分类基础上,以规范作为基点,可以将法律、政策和制度作为同一类型的政府工具;基于行政法的特殊功用和与政府规制存在诸多交集的双重立意,可以将行政执法单列出来作为一类政府工具;此外,以非强制性作为主要特征,可以将市场化工具、社会化工具、道德教育工具和文化宣传工具归为综合性的政府工具。运用政府工具的重点在于选择,要控制好选择匹配的各种影响因素;要学会辩证思维,认真分析工具运用面临的挑战,积极寻求提升工具使用效能的路径。     

重新理解社会管理——基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

对社会管理的行政化认知与实践导向逐渐显现其弊端,需要我们从社会维度,即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其重新理解和定义。社会管理是与公共福利和生活质量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执行与实施,而社会组织逐渐成为除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有效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以真实的社会需求为导向,从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制定社会发展与影响指标、发展社会慈善资本及社会经济部门等多层面进行构建。     

登记管理制度与社会组织的政府监管

文章立足于登记管理新政策背景,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政府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政府监管理念以及社会力量四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应对新政策下社会组织政府监管遇到挑战的对策建议,即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能力建设和增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     

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从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成为共青团主导的青年工作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在实践中,共青团在扶持和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方面仍存在合法身份、角色定位、不确定性、工作能力等问题。共青团必须遵循社会组织的逻辑,加强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发展与工具选择研究——基于广州市的调研

全国流动人口的管理呈现出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松再到全面放开的政策轨迹。由于资源有限,在推动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超大特大城市一直处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与“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两种带有矛盾性政策指向的要求之中。作为调和两者矛盾的一种选择,社会融合政策以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核心。社会融合政策理应作为连接两者的一道闸门,更好地为城市秩序及流动人口服务,在“流入”前要发挥强制性政策工具“识别器”“遴选工具”和“分流器”的功效,“流入”后发挥混合性政策工具对流动人口增权赋能的功效,促其融入城市。     

关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时期,一个足以把握发展方向、解决社会矛盾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因此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已经在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政策意识、树立正确的宏观政策价值取向、政府社会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等方面来全面提升。     

政府工具选择的理论分析

政府工具又叫政策工具,对政府工具选择的理论研究有四种途径,它们分剐是工具主义、过程主义、备用主义和构造主义。这四种研究途径以不同的方法论为基础,对政府工具选择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近年来的救灾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和配合.目前,在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面临合法性、制度性等障碍,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保障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开始需要更加有效和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我国的政府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过去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更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而本文的研究就是针对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的内涵进行了梳理之后,从短期合作和长期互动两个角度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这一空间维度审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及其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央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背后,存在一轮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这些地方实践各有特色,并经过相互竞争和学习,在管理目的、理念、主体等方面形成一些共同取向。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需求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具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即改革预期包围、改革意志传递和改革备选政策供给。     

新政策工具与政府治理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的治理手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新政策工具层出不穷。本文根据欧盟的经验,着重介绍了企业生产守则、生态标签、标杆管理、自愿协议、平衡计分卡、联合管制等六种新政策工具,并讨论了其对政府治理的启示。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出发,分析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及其制度分析

在现代社会,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参与是比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参与途径。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以及制度空间的挤压,目前其对于政策的影响只起有限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主要存在政策参与率较低、政策参与内容的非政治化和途径的非制度化等问题。针对导致社会组织政策影响力低的制度因素,政府应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能促型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构建"分类管理、项目引导、行为监管"的新管理模式、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等。     

责任政府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

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极易诱发各种危机,滞阻社会转型的进行,加大改革的成本。因此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关系重大。解决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和弱势群体自身三方面共同努力,但其中政府是主导的力量。基于此,本文讨论了扶助弱势群体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等问题。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社会组织关系浅议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国家这种社会单元内怎样理顺政府与各种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要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良好关系,政府在支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