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贰历史上的今天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永存精神财富

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我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杨虎城将军的女儿,应邀参加会议,心情十分激动。70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的父亲和张学良将军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向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西北局部出现的统一战线局面,迅速扩大到全民族的范围,为全民抗战打下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在…     

西安事变记忆——神秘＂雷电社＂惊动周恩来

初到西安：神秘“雷电社”惊动周恩来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当时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时希望周恩来能亲自来西安共同解决事变。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它是我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多方因素促成的而其中地方实力派的作用不可低估,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     

试述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一事变有种种不同的议论.海外一些著作特别是台湾一些著作,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作了不公正的宣传.认为张学良将军因受共产党的“利用”、“煽动”而酿成西安事变.(台湾杜松柏著《蒋总统处变慎谋的历史回顾》和王昇著《总统蒋公行谊》)即使象埃德加·斯诺这样的进步作家,也误以为“共产党很可能鼓动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国内出版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和论述西安事变的著作,虽正确阐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但却忽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因素,而在论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时,又不提张学良将军率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也是欠妥的.我们认为,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有必要探讨与分析他发动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付小青六十年前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由内战向抗日转变的枢纽。纵观这一重大事变的前后经过，无不与周恩来的努力密切相关，他以其驾驭政治风云的卓越才能，斡旋其中，终使这一事件的发展朝着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方向转变。一、事变前，周恩...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爱国官兵及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独裁内战政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     

论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各种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虽然是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发生,但政治上的意义和影响非常显著。西安事变不仅化解了国内危机,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改良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折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引起我国内外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尽力支持马占山将军,蔡廷锴将军、冯玉祥将军、傅作义将军所领导的局部抗战;长期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还派出江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中央红军为进入抗日前线的东征。在上述的英勇斗争中,吉鸿昌、杨靖宇、方志敏、刘志丹等杰出的民族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还适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开赴抗日最前线。不     

探析苏联因素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正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西安事变爆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的各种表现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背负各种不抵抗的骂名驻防于陕西、河南等地,被迫执行"剿共"命令。张学良面对有     

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张学良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檀香山逝世，享年10l岁。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父亲觉得国民党实在是对不起张学良。他非常欣赏张学良，也非常心疼他，因为他是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主谋者之一。他主要是要抗日，要逼着蒋介石抗日。其实蒋介石还是抗日的，不过张学良总是觉得，蒋介石应该全力以赴来抗日。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前,张闻天是遭蒋抗日方针的主要决策人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张闻天的住所举行。会议仍然坚持抗日反蒋的策略口号,即“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会议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夕致书杨虎城将军

从1935年12月5日至1936年12月5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3次致书杨虎城将军。特别是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最后一次致书杨将军,敦促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虽华民族抗日联合阵线一边。这封信内容丰富,陈词恳切,对促进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名字的故事

我出生在西安,在那战火纷飞的1939年春天。我来到大地的第一天就进了防空洞,当时我的妈妈、爸爸都已是40多岁的人了,他们也算是老来得子吧。但我的出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欢快,因为自“西安事变”后,爸爸的志同道合者差不多都去了陕北,留下的东北军将士在蒋家王朝的控制下,抑郁愤懑,忧心     

囹圄中的张学良——访沅陵县凤凰山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四十七周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软禁,是众周知的,但是,不少人对张学良此后的囚禁生活知之甚少。本文作者最近访问了湖南省沅陵县凤凰山,探知了一些张学良将军在这里一年多的往事,也许可以聊补阙憾。     

试谈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发展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其它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降到次要的地位。当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中,这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是抗日还是投降的问题上。在抗日派内部,矛盾又集中在是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是联共抗日还是先“剿共”后抗日的问题上。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整个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左派和抗日派的方面发展。     

西安事变追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西安事变亲历者之回忆录,始于1961年,倡导者为周恩来总理。历经近30年的收集、整理,这批珍贵的史料终于辑成《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由全国政协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 本文系《西安事变亲历记》之一篇,作者邵力子当时任陕西省主席。本刊转发时有删节。     

西安事变“杀蒋”“放蒋”之谜

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议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     

也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与刘经宇同志商榷

刘经宇同志在《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见《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根本不存在“逼蒋抗日”的条件。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形势没有按着“抗日反蒋”的大方向发展,反而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客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