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由“文革”期间许世友将军的秘书、后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文卿上将撰写。该文集中地再现了许世友将军196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期间的主要经历,重点记述了动乱岁月许世友将军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致力于稳军安民护国等富于传奇色彩的动人事迹。作者凭借近距离观察的优势,饱蘸真情实感,着力描写我党我军这位著名战将忠勇双全、胆识兼备的军人风骨和性格特点。笔下皆为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取材翔实,表述朴实,可以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许世友将军。该文篇幅较长,经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将其删改成若干个故事,从本期开始连载。     

皖西人民的儿子——长征中的陈先瑞将军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奉中央命令,开始长征。这是一支有特殊贡献的长征队伍,她没有过雪山、草地,而是横穿中原;她不但没有减员,还增加了800多人;她创建了一块连接鄂、豫、陕边区的根据地,组建了红74师和六支游击师;她还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第八讲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

学习要点: 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进程及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认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的领袖;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认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六)

出席九大,当众给陈老总送像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过不上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无从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举出来的.这使林彪、江青一伙得以把他们帮派体系中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其中不少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历史漩涡中的陈先瑞

30多年前,中共党史上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大事件——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这场被毛泽东戏称之为“大有炸平庐山,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的党内斗争中,陈伯达被林彪集团推上前台,以“设国家主席”为名,企图逼宫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利用“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的办法,最终一举粉碎了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图谋。 然而,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气候,加之后期“四人帮”集团的挤压,使得党内一大批老同志被错误地定性和打击。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便是当时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     

“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江青一伙利用时机,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从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

“文革”中,粟裕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高风亮节.在“四人帮”猖獗之时,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稳定局面,平冤救人,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充分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鼎力襄助周恩来,分管过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十分关注国防安全和建设,为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即使是暮年和重病在身也依然忘我工作;在任中央军委常委期间,他衷心拥护、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整顿军队,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阴谋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毛泽东有一个改变中国权力结构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对各级政权机构的现状十分不满意。他认为,这种政权机构,会产生大量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使国家变为修正主义的温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     

高处不胜寒-温玉成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

温玉成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连串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连,让人们记忆犹新。在这场大串连中,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红卫兵走遍全国,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要钱。他们在大串连中采取的各种激烈行动,也无人能管。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被冲垮。那么,大串连到底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研究

口号指供口头传颂的简短句子,是时代精神、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的凝练和概括,起了一种宣传动员鼓励民心的作用,虽只是几个或数个字节的简单组合,但由于其本身的简短、精练、朗朗上口、易传播等特点一直被人们予以重视和运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这表现得尤为突出,其重要和影响性甚至走到了历史极限,一群简单的字符让历史在那里留下了深深印迹。口号是一根线,穿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始末。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力挽狂澜——“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祸水横流,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苦海深渊。大祸来临,何以挡之?面对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这场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的这场灾难,作为中国“脊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挺身而出,精神抖擞,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杰出代表,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力挽狂澜,以坚定的立场、非凡的胆略、巨大的耐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团结一切正直的人们、健康的力量,经过艰难的抗争,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曙初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湖南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运动分别集中地进行了整党。这两次整党均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特别是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的整党，＂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加上林彪、江青两个...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连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连,让人们记忆犹新.在这场大串连中,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红卫兵走遍全国,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要钱.他们在大串连中采取的各种激烈行动,也无人能管.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被冲垮.那么,大串连到底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