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坚决反对西方的分权原则,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进行权力分工。属性论、职能论和过程论是权力分工的三种基本方式,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综合使用了这三种权力分工方式。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工"的结构。但六权之间并不是周延的逻辑划分,而是保留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创设新的权力分支的可能。在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层面,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权力混合,除相对集中的军事权之外,几乎每一种权力都被层层分割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     

反恐侦查中的监听权力规制

监听在反恐情报收集中的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恐怖犯罪;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普通公民的权利形成更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境况,必然要求在侦查的必要性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之间寻求调谐。     

刑法的意义与国家刑权力的调整——对人权两《公约》的刑法评释

两权公约对我国刑法的影响是多个层面的 ,既包括对我国刑法规范的范式改造 ,也包括对刑法伦理精神的重新定位。而目前理论讨论过程中过分注重前者。我们认为 ,语词的相通只是相对的 ,由于语言的共融性 ,公约作为一个文化规范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乃至古代的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是符合的。但这并不能昭示法规范便与文化规范相吻合。在规范形式一致的情况下 ,其精神是分立的。公约的精神在于对包括国家刑法在内的一些国家强行法的重新定位 ,即刑法的意义首先在于限制国家刑权力 ,其次才是保障人权或防卫社会。死刑存废的合理性问题最突出地表达了这一意向     

论刑法原则的宪法化

刑法宪法化是当代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一种新的刑法思潮,是刑法改革的方向,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刑法宪法化是指在宪政背景下,将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价值写入宪法,用宪法条款限制刑事立法和司法,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以限制国家刑罚权。它倡导民权刑法理念,终极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欲在我国实现刑法原则的宪法化,应该着重从制度构建的层面上来予以完善,即一方面要求将刑法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另一方面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中国传统法律的公法文化属性

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里,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以刑事性或者说刑法化为基本特色的公法文化。它突出表现在法典的刑法化、刑法的刑罚化和民事的刑法化等方面。形成这一特色的关键因素是人性恶的法律观、犯罪观和国家权力与观念的发达,而不是所谓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社会古老”论。这一特性既是中国社会的体现,又是这个社会保持有序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预算监督与财政民主：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成长

新中国六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初步实现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政基本价值目标。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财政立法权、监督权,推动了财政民主的发展。笔者采用预算改革政治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剖析人大监督权力从理想走向现实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重大的法治与宪政意义。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

尊重保障人权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底线,社会的内在和谐是制度性的,它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形态下形成的和谐。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必然要求,确认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宪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根本保障。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首先要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宪法层面的设计,确立保障人权实现的宪法制度。只有宪法所保障的人权的最高价值得到实现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够最终实现。     

论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

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具有必然性和道德性,并有机构成刑法的应有理性,而这将在根本上促进刑法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或机能的实现.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可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环节得到动态性的实现.     

权力结构模式与宪政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人类社会与学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这些努力中,形而上的努力存在两个共同的难点:价值正当性论证的困境与价值实现的困难。与此相对应,一种“实用主义”的努力似乎是更有说服力并具实践上的优势,它旨在通过对权力的分解与合理配置达到权力制的目的。这一努力是通过权力的平面化与层级化来达到的。这一努力使权力分解出基本的构件:单一构件、职能分工构件、不完全分权构件和分权制衡构件。在这些基本构件的基础上,辅之以不同的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则,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权力结构体系,这些体系可以分成两个理想类型:一是宝塔式权力结构模式,二是网络式权力结构模式。宪政的实质是权力走到法律之下,而要使权力走到法律之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实现网络式的权力结构。     

刑期折抵制度的刑法精神

不仅要预防犯罪,还要保障人权、关怀人性、崇尚公正,这是当代刑法的基本精神所在。而刑期折抵制度因其彰显了当代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践了当代刑法的人性关怀,体现了当代刑法的公平公正而弘扬了刑法的精神,是刑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和必然要求。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死刑理念的更新

《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这是我国刑法的一大进步,它反应了刑法轻缓化并最终废除死刑的趋势,彰显了刑法所蕴含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我国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法律精神.     

金融权利视角下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

民间金融体现的是百姓对其金融权利自由行使。国家赋予金融监管部门以金融监管权力并通过刑法保障金融权力的行使。在我国,对于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集中表现为刑法规制,源于我国金融系统演进所形成的纵向信用体系所要求的金融系统安全之考量。但是,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的内生性特质源于金融权利是一种基本财产权利,因此,对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应以强化私权保护、限制金融权力行使为主要目的,尤其在我国金融市场还有待培育完善阶段时更是如此。     

略论刑法特性与社会和谐功能

刑法的社会属性与法律特性决定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和谐功能。刑法的广域公正性使得刑法成为促进整个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刑法的固有斗争性使得刑法表现为一种保护最广大合法权益的终极性特殊强制方式；刑法的独有谦抑性使得刑法具备防止滥刑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基本条件；刑法的显著人道性则对和谐社会人本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践行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略论刑法特性与社会和谐功能

刑法的社会属性与法律特性决定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和谐功能。刑法的广域公正性使得刑法成为促进整个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刑法的固有斗争性使得刑法表现为一种保护最广大合法权益的终极性特殊强制方式;刑法的独有谦抑性使得刑法具备防止滥刑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基本条件;刑法的显著人道性则对和谐社会人本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践行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自害行为与非犯罪化

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我们在借鉴非犯罪化的时侯,应当注意对其实行领域进行限定,以实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和谐统一。本文拟从自害行为的特征,以及自害行为的具体类型来论述自害行为的非犯罪化问题。     

依法治国首先要以法治权

我国《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要使中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建立一个以规范权力、保障人权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法治国家，是我国依法治国所追求的最根本目标。我认为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以法治权。     

刑事和解基础理论探究

刑事和解制度历经数年司法实践,最终以立法形式确定,成为中国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项最基本制度,为司法工作人员正确行使国家司法公权,有效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效途径。而若准确把握和执行刑事和解制度,则需透彻理解其背后的基础理论,如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之不足、国家权力让渡、西方和解理论与中国"和"文化等。     

证券刑法的基本问题

证券刑法的补充特性、证券犯罪对象、证券犯罪行为以及证券刑法的完善是证券刑法的基本问题。基于证券刑法的补充性,严格主张证券犯罪对象、行为与证券法规之间的从属关系,既是和谐的证券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完善证券刑事法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