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的探究及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造成在认定该罪时产生分歧。其主要分歧在于：第一，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应该包括过失犯罪的情形；第二，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应该规定为目的犯。针对立法缺陷，结合法理和实际应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作进一步的完善。     

诬陷罪有哪些法律特征?

诬告陷害罪行,是一种严重危害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严重破坏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它不仅使被诬陷者蒙受冤屈,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也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我国刑法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意图陷害他人招致被诬告陷害者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判17年

近日，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数罪并罚，判处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有期徒刑17年。     

2011年部分反腐典型案件

张敬礼案：演绎官员“雅贿”腐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在法院受审时，被控涉嫌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指控，张敬礼受贿110余万元，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余元，曾指使他人向中纪委及相关领导寄出1300余封诬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困境及其完善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存有重大缺陷,导致司法实践处境尴尬。更为重要的是,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制约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和制度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以完善。在立法上,关键是要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在制度上,应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还应建立和健全金融监管机制。     

调色板

“热情”邀请同事吃饭、唱歌，又买通小姐，用微型摄像机偷拍同事与小姐唱歌的亲密镜头，然后再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不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而是南京市浦口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部副部长董中璐的“杰作”。近日，董中璐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纪检监察机关审查。     

张敬礼被判17年

近日，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对国家食品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张敬礼利用职权收受贿赂117万余元，违法销售所著书籍、非法经营获利1600万余元。其还多次故意捏造其上司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事实，其目的是让一把手落马，以便让自己尽快扶正。不过，有关部门调查表明，材料中揭发的问题纯属诬告。     

产品责任的认定及立法完善

我国<产品质量法>中有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但有关产品的概念,缺陷的概念,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归责原则等又和我国的其他法律规定相矛盾且不具体,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有关立法不足,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对诬告陷害犯罪不能姑息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为犯罪行为,并要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诬告陷害犯罪又有所抬头,而且伪装得更为巧妙,危害也更大。 诬告陷害犯罪,是指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并向国家机关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其     

诬陷案中案──原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重大诬告陷害他人案纪实

诬陷案中案──原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重大诬告陷害他人案纪实方竹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０日，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原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困犯有诬陷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善有，这个政治上诬陷他人，经济上大肆受贿...     

世相漫像

<正>"热情"邀请同事吃饭、唱歌,又买通小姐,用微型摄像机偷拍同事与小姐唱歌的亲密镜头,然后再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不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而是南京市浦口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部副部长董中璐的"杰作"。近日,董中璐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纪检监察机关审查。(罗琪/图)     

不能让“优雅腐败”延续下去

据报道，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控受贿罪、诬告陷害罪以及非法经营罪三项罪名，近日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对张敬礼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经营额竟然达到2300余万元的指控，让公众惊讶不已。与一般贪官直接收受金钱不同，张敬礼的绝大多数受贿款都是通过自己著书立说来变相收受。能想出如此隐蔽、如此“优雅”的做法，真可谓“用心良苦”。对这种“优雅腐败”，还须高度警惕。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探析——兼论维护刑事立法观的统一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①是97年刑法第336条第2款所增设的新罪,其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顺利推行,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有学者直接将该罪称作破坏计划生育罪②。但是,从实践情况看,97年刑法的这一规定已日益显现出其立法上的不足,急需予以完善。而且,只要进一步对规定该罪的法条(特别是再结合97年刑法其他有“问题”的法条)作些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些法条上的不足所形成的原因,不仅仅是立法技术及立法背景等客观制约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在刑事立法观上的不统一,最终导致97年刑法中的有些本可避免的失误和不足被保…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被闲置的“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罚国家工作人员不按相关规定对其在境外有较大数额存款进行申报而故意隐瞒的行为。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司法人员对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解差异较大，且其很容易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等其他罪名吸收，单独适用不多，往往致使这类犯罪处罚很少。     

副区长操纵网帖诬陷区委书记

<正>不久前,佛山市检察院通报了佛山市高明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梁瑞强涉嫌诬告陷害罪、受贿罪的基本案情,目前此案已移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梁瑞强因对区委书记心生不满,便指使他人向纪检机关     

挪用公款罪相关问题探究

目前,我国刑法尚未将单位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中,但是,结合挪用公款罪的设立理念及现实社会背景,我国单位构成挪用公款罪已具备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另外立法规定用语的模糊性,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行为的理解亦存在争议,本文就本罪的这两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关于对醉酒驾车刑法规制的反思及立法构想

目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和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存在未将醉酒驾驶明确入罪、对于可罚的醉酒类型并未明确和醉酒驾驶并未被评价为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等不足之处,必须对醉酒驾车刑法规制进行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