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研究

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民间法传统的国家,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在社会的的婚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继承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及共同利益的保护等关系方面得以体现.因此我国存在大量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与整合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分析,总结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原因,并从原因入手提出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以大理挖色镇白族民间法为例

法律自身的成长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寻求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理解和沟通,利用民间法的资源为国家法服务。大理挖色镇作为白族人民聚集地,其民间法的资源较为丰富,长期以来,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在他们的婚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继承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及共同利益的保护等关系方面得以体现。由于民间法博大精深、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使得我国尤其在少数民族中存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

本文通过通过对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分析与法治实践中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现象的研究,总结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从冲突原因入手提出了解决二者冲突,使国家法与民间法形成良性互动的途径。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统一、冲突及"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在日趋完善的统一的国家法面前,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与之相冲突的民间法,它们同时存在造成了许多不和谐因素,如何解决两者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的法律秩序非常重要。本文认为应该允许法律的多元化,通过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统一、冲突的关系的论述,运用法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立法、司法等方面阐述如何让两者协调的发展。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源于民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民间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其具有显著地特点: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国家法作为普遍的知识具有国家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追求的是一般性的对待问题,而民间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回应的是地方性的特殊要求,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统一性,因此二者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三种结果:民间法的胜利、国家法的胜利、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妥协。通过对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使二者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研究,阐述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运用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探讨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较量”研究——新农村视角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探索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作为两种基本的规制手段,正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找寻一条和谐共生之路,关系着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未来,也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未来。     

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中的基层司法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国家法开始乡土中国法制化征程,然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的国家法"格式化"改造民间的冲动遭遇"滑铁卢",反映出两种力量的冲突,作为国家法与民间法"交汇点"的基层司法所如何面对两种力量的压力是本文所考察的。     

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关系是法律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研究的重点,两者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并非相互矛盾的二元体.本文试在分析相关案例及查阅名家言论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国家法与民间法是法律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将继续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发挥各自效力.     

民间法的法理学探析——与国家法的比较为视角

民间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从法律理念上来看,民间法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发挥如此的作用、它在法治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怎样看待村规民约?本文将从以上方面对这些问题做相关解答。     

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建构及其互动之思考

本文从法、法律厦其与国家的关系入手,指出在国家制定法之外存在另一非国家形态的民间法,并以历史渊源、内容规定、运作方式诸方面比较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并不仅仅因为国家法的缺陷和供给不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并对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和阻隔,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民间法、国家法的对立与交融——论我国农村“外嫁女”权益的司法能动保护

“外嫁女”权益纠纷近年来凸显为我国农村的热点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法律、经济原因。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权益保护的态度迥异，却均无法有力保护“外嫁女”权益。社会主义司法规律决定了国家法与民间法正逐渐走向融合。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司法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性，克服民间法阻碍、吸取民间法智慧，改造民间法规则，从而促进国家法和民间法真正走向融合。     

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在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的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正式法律的“国家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传统习俗，即“民间法”，仍然是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权威力量。本文指出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试论民间法的司法进入

法律的存在应该回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国家不应忽视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民间法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性等特点,它的特点决定了民间法进入国家法的最好途径是司法途径。当然这种进入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能够作为法源的民间法要具有普遍性、延续性、适时性、合理性、可诉性和权利义务性。     

应然与实然: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

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应然与实然: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

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民间法与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法制现代化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法制进程中,多元法律(或称法律多元)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现状。本文在承认法律多元的前提下,适用国家法——民间法的二元化结构,分析了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法制建设中发挥着作用的民间法,以促进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刑事法制建设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二者的融合与交流。     

法制统一基础上的族群民间法的价值分析——以福建惠安人民间法为例

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的一种社会规范,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为其孕育、形成、发展和适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基础。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制现代化建设从城市向农村逐步推进过程中必然产生二者的协调和碰撞问题。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国家法不可能取代、排除民间法,民众也不会远离民间法。相反,立足于社会现实,立足于民众生活生存,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法必须适应各个区域的特殊性、地方文化性,借鉴、吸收当地民间法的有益部分及其运行规律,推动社会关系的稳定与保障。本文以惠安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民间法为例,探索族群民间法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和功能,借以明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补、协调与整合。     

论民间法研究的犬儒主义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尽管对学术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但其仍然时刻保持着侵入学术的可能。法学学术面对这种政治情势形成了一种既试图回避政治禁忌又试图迎合学术体制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而民间法研究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民间法研究者无疑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但其仍然回避了关键的政治性法律实践问题,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民间法研究者还在既中立客观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绝佳外表下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