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健讼”与“好讼”现象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健讼”之风与“好讼”现象不胜枚举,并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本文认为,导致“健讼”与“好讼”的原因有很多,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紧张、讼师与胥吏的推波助澜、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风“健讼”、“好讼”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对当代法治社会的启示——从“无讼”观念谈起

正无讼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冲突与摩擦通过各自的忍让协商解决,而不是通过官府,动用法律,在公堂上强制解决,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即所谓刑措。[1]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无讼的原因由传统农耕文明下厌讼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受先民耻讼的文化氛围以及官府息讼的驭民策略所影响。但究其根本,     

从此案谈“一案不二讼”原则的适用

2001年．浙江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与A省某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合同一份，约定浙江公司按照A公司提供的图纸为其加工特殊规格不攻丝螺母。2001年6月，浙江公司将货运到A公司指定地点，但此后A公司未按约付款。2002年4月，浙江公司向浙江某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支付加工款。庭审中．A公司以浙江公司交货不及时、质量不符     

信访制度的“脱困”之路

游劝荣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当下信访制度在发挥一定正面效应的同时，也身陷困境。从法治的角度去审视，借助法治的方法去研究信访制度在矛唇纠纷处理中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机理，用法治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信访制度运行及其完善的路径，是信访制度的一条“脱困”之路。     

浅议我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进口”和“出口”问题

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它将对我国的法律职业化乃至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2008年我国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已经进入了第7年，回顾这7届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显示出不可替代的生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研讨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笔者作为在地方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拟就国家司法考试实践中的“进口”与“出口”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中国古代第一个官员“博客”

“博客”一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人写博客了。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是纪昀（字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官员最早的“博客”了。纪晓岚在我国民间传说中可以说是个神人，此人聪明过人，官居一品。纪晓岚是清代著名学者，他的诙谐和博学多智。深得乾隆的喜欢，称他为“活着的东方朔”、     

没有“闲职务”只有“闲制度”

42岁的黄庆玖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最终，他选择成为湖南永州市零陵区畜牧局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同时，他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承包了200多亩农田，成为了一名带职的“种田大户”。（5月23日《潇湘晨报》）黄庆玖“带职种田”呈现了公务员的另一面，工资低、升职无望，人到中年经济压力开始显现，购房负债、孩子上学花费，个人的追求不得不转向为家庭而奋斗。在前途开始式微之时，他选择了“钱途”，放弃了职务。公务员的身份解决不了个人的所有问题，但是体制内条件优越又不免让人羡慕：领着财政的银子，干着自己的事。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研究之二：党规与法律

目前，国有企业积极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已经完成了公司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并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决策；尚未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仍然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规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有关规定进行决策。有人认为，“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与《企业法》、《公司法》赋予企业领导人员依法行使决策权的规定互相冲突，为此，我们对相关党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究。     

当制度沦为“避孕药”

成都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女职工如果想怀孕，必须先经院方批准，否则将难以享受相关福利待遇，而且该医院还在工作制度中写明：“经批准方可怀孕。”对此，成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负责人认为，医院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4月1日《华西都市报》）     

“种姓制度”在古印度法中的反映及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种姓制度"是在印度延续了几千年的的等级制度,也是古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在其代表性法典《摩奴法典》中几乎所有的条文都是个各种姓权利和义务的直接规定。奴隶制社会灭亡后,种姓制度仍然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即使在现代,种姓制度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根本原因是种姓制度已经成为印度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消除种姓制度任重而道远。     

浅析“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公车制度改革不能留“尾巴”

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于10月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专家“开房收钱”与制度“开门纳谏”

近日，有网友爆料湖南高校负责职称评审的评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身为评委的警察学院教授刘一兵在宾馆“开房收钱”。“目前已终止刘一兵教授2011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5月6日《新京报》）     

以制度建设引领“中国之治”

“制度”一词,出自《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强调了以制度来规范事物、秩序。制度是治国之重器。中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并揭示了伟大成就背后的制度优势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难以入法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写入《公务员法》法

当“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遇到“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时，“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黯然隐退。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何时能拉起官员财产的窗帘?     

人大代表“约见”制度观察

《代表法》规定，代表约见是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在组织代表视察时开展的一项活动，是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一种方式。因其与视察活动连在一起，又成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人大代表的履职热情空前高涨，人大代表约见活动，已由难得一用的“重武器”变为频频使用“常规武器”。但是《代表法》中有关约见的规定却远远落后于现有的民主需求。从制度层面来讲，代表约见需要一种突破。     

质疑经侦“初查”制度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在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中普遍实行“初查”制度。“初查”制度包括哪些内容,至今尚无全国统一的规定,公安理论界也没有权威的阐释。笔者据所掌握的资料,将其初步表述为:“初查,是侦查人员接受经济犯罪案件或发现经济犯罪线索后,在立案之前,对案件材料和事实情况所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其目的是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即:有无犯罪事实发生、是否应该追究犯罪嫌疑人     

“城市的良心”需要制度支撑

《人民日报》2011年7月28日刊登陈仁泽的文章：“城市看海”，成了今夏网络流行语。住建部调查显示，2008年-2010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     

我国专利法“药品实验例外”制度研究

2008年1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新增了药品实验例外条款,这是对药品专利权进行特别限制的重要制度。药品实验例外制度最先由美国创立,是基于药品专利保护的特殊性、为平衡专利权人的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它来源于《TRIPs协定》第30条的规定,并经过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检验。药品实验例外制度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限制和例外应该是有限的;限制和例外不得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地冲突;限制和例外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正当利益,同时顾及第三方的正当利益。药品实验例外制度的实施将对我国仿制药产业的发展以及缓解公共健康危机产生有益的影响,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新中国曾“取消稿费”

1958年，作家张天翼、周立波、艾芜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建议减少稿费报酬》，作家们的“觉悟”引来了一片叫好声。稿酬制度被逐步取消。《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怎样看待稿费》，用贬斥的语气提到了一个“为存款三万元而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