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之我见

见危不助应否犯罪化,是十余年来学者争论不体的话题.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将见危不助入罪,但本文却不这么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进行立法考察、道德考察、刑法理论考察,以论证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     

见危不助行为之犯罪化分析

近年来新闻惊现街头老人跌倒无人救等见危不助事件，如斯漠视行为导致他人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案件愈发受到人们关注。虽见危不助犯罪化在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已是不予争论的事实，于我国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欲从见危不助之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结果间不具必要因果关系角度及见危不助入刑规制不合刑法之缣抑性”原则方面分析，论证见危救助行为属于较高层次之道德义务，将其犯罪化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心理机制制约下的见危不助犯罪化探析

针对社会上频频发生的见危不助事件和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立场的泛化,考察一项刑事立法的相关制约因素,是刑事理性选择的必然.作为法益与法制有机组成部分的犯罪化刑事政策,只有基于对人的基本认识与判断,分析人们的心理认知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见危不助场合的心理反应机制,探析影响人们选择见危不助行为方式的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才能谨慎地处理和看待见危不助犯罪化的问题.     

刑法框架下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具体考量

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刑事立法也应从"一体化"的要求出发,在研制出法律文本的同时顾及司法与守法的可能。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本身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表明,将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无法在法益判断上寻求到立法的根据,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无法解决的困难。将道德纳入刑法体系,未必见得公民便能确立对法律的忠诚,刑法并不是我们在规制见危不助行为方面所能达致的普遍共识。     

论见危不救犯罪化的道德基础

见危不救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思考,单纯的道德约束和行政权力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用法律惩治冷漠,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的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以刑事立法为主要线索,探讨"见危不救罪"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争议,论证见危不救罪的道德基础的成立。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理论基础

本文认为将见危不救行为纳入犯罪圈，用法律强制手段对其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法哲学阐释

将传统的"见危施救"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用法律强制手段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法哲学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有限的道德法律化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从亲社会行为角度探析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刑

近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在生活中频频发生。中国民众对于此类事件的舆论甚嚣尘上,各阶层民众不同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断地声讨与讨伐见危不救行为的恶性事件。它涉及了伦理、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从亲社会行为视角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     

见危不救犯罪化探析

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定为犯罪,必须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分类、通过对刑法与道德界限、刑法谦抑思想和相关犯罪化理论的分析,主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不主张“应该”或“不应该”.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浅析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中都饱受争议。学者们多是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但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关系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方面不能将道德义务肆意入罪,另一方面二者又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而见危不救中的救助义务的层次归属,我们似乎并不能进行彻底的廓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实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即从见危不救的产生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及其实效等角度分析其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综合我国民情以及现代法治精神和刑法本身的谦抑性特点等,我们不难得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结论。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

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社会转型期下的见危不救立法探究

在2011年10月13日,监控录像以及网络的力量让一起见死不救的惨剧深深刺痛了每一位国人的心灵.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两岁的小悦悦被迎面驶来的面包车撞倒卷到车底.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小型贷柜车再次碾压.之后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见死不救,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并救起小悦悦,但是由于抢救时机被耽误,小悦悦终因伤势严重于21日零时32分离世.一个年幼生命的离去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危机的全社会大讨论,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的立法讨论.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讨论涉及法律与道德双重关系,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又需要结合时代的具体情势而定.即便要通过法律来加固道德,也需惩治与激励双管齐下,注意发挥法律的激励作用.在讨论见危不救要否入罪这个问题上,鉴于我国《刑法》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简单地移植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而应通过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浅论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

小悦悦事件让国人又一次感到道德的式微,有声音说应该用刑法来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制裁,从而保卫社会。针对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本文先后从法解释及立法两个层次,探讨"能不能"以及"应不应"对其进行评价。本文认为,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下,对负有特定义务的人的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评价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评价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以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进行限制;同时,对于仅负道德义务的人的见危不救行为,现在未到通过刑事立法对其进行制裁的时机,这既是从中国当前现实状况出发得出的合理考虑,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要要求。     

见危不救应否入罪——从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的中间形态之缺失谈起

虽然在国家立法层面并无鼓励奖赏见义勇为人的相关规定,但是见义勇为作为一种善行,一直广受推崇,地方性法规对于见义勇为的保护力度也远高出国家立法。本文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评价、见危不救单独入罪造成法律中间形态的空缺等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了从几个方面对见危不救入罪的严格限制。     

浅谈“见危不救”不应入罪

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道德与法律关系以及对“法律万能论”分析,阐述将“见危不数”列入刑法是不可取的.     

见危不救入刑之否定

对身处危难之中的他人不施以援手在道德上可能是值得非议的,但将这样的非议以刑事制裁的方式加以惩治可能并不妥当,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虽然存在一定联系,但两者绝不是可以完全对等的,刑法作为一种严厉的社会制裁手段,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仅仅在严重损害社会利益的时候予以约束,而不能无止境的被当做一种道德推行的工具。将见危不救犯罪化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对于陌生危难者施以援手可以在道德上提倡和引导,但通过刑事制裁加以约束可能仍然是不恰当的。     

道德义务的刑事法律化——关于见危不救罪入刑的讨论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经济利益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为与自身利益无碍,当面对正在遭受损害的他人时,人们往往选择明哲保身、漠然处之。这不但与我国的道德传统相违背,更会使人们的价值观逐步扭曲。当正义保持沉默时,罪恶就会无所顾忌,所以将见危不救入刑不但是对见危不救行为的责难,更是维护社会基本道德的手段。     

“牵尸要价”事件与见危不救助罪的思考

长江大学3名大学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落水的少年，在他们遇难时个体打捞者却“牵尸要价”提出高价打捞尸体费用。本文对见危不救罪在我国刑法中是否确立做出理性思考，从而提出对一定条件下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在刑法中确立其犯罪行为。     

见危救助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尚无关于见危救助义务的立法,从欧美国家的立法来看,对见危救助义务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见危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被救助人基于人权有权获得救助,救助人基于社群责任有义务提供救助,而基于以上两个前提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并不存在重大理论障碍,也并非对个人自由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