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

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具有一种天然的意识形态性。把握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要坚持"理清楚""弄明白""强立场"三个环节。"理清楚"——进行理论透视,重点把握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弄明白"——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具体表征在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功能、内容三个层面;"强立场"——提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文化软实力,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指明方向。     

价值取向视角下的文化融合与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演进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简单替代或者非此即彼皆不可取。当前应当批判"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立足于辩证综合的"古今中外"法,使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价值取向回归的鼓励和创新,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合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红色文化与强化政党认同研究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认同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之基础。而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源泉,是政党认同的强力支柱。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构建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心理认同、伦理认同和制度认同,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最终扩大党的民意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     

以文化自信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植根于中国实际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课题,文化自信作为精神力量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文化自强作为文化自信的四重演进逻辑对于新时代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我们要以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省、以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以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立、以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以文化自信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本土化、大众化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继承发展、兼收并蓄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编辑的政治意识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具有"意识"和"政治"两方面的内在一致性,编辑作为生产、传播与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给受众的主要媒介,在作出文化选择之时必然会将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融入其中;同时,国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形势和国际和平演变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也要求编辑具有政治意识。编辑必须在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正面建设引导为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剖释

对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的属性进行了剖释。无论是"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其首要属性是其意识形态属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社会主义学院应以中共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为导向,"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政治共识,做好中华文化工作。     

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网络信息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机遇,也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安全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针对网络信息时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以及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时有发生的现象,必须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切实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     

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前,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式,已成为我国最活跃、最值得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一。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主动有效地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托拉西提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直接的启发性。马克思不仅对意识形态作了结构上的定位，而且作了功能上的阐释。从社会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人们可以借以“意识到”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认识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力求”“克服”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具有认识的功能，还具有实践的功能，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马克思忽视了“文化大于意识形态”的现象，恩格斯所说的“文化”显然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凸显了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性补充意义更为必要。广告及整个文化工业都是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脱节的，尽管可以去分析和指认它们的意识形态本性，但不能认为它们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生产，人们一般只承认广告是文化而不承认是意识形态。这样，区分并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别，承认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自身的局限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由“棱镜门”事件引发的思考

"棱镜门"事件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使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战场,互联网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和政治理念,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采取有效措施防御互联网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使其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序怨恨”“差序谣言”及其治理

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谣言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经济全球化的思想文化交融、改革转型期的社会阶层分化、信息传播模式的新技术增益,是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谣言产生的客观因素。源于中介的刺激—反应机制的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怨恨,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之战的重要内在动力和心理机制,是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谣言产生的主观因素。在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怨恨及其谣言具有差序性,文章分析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序怨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谣言的"差序类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对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谣言治理采取的差序治理原则,从而有效地化解意识形态怨恨,防止意识形态谣言无限度地传播。     

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与当下审视——基于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辩证关系的视角

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通过"利益"构筑了一种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善民生有助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为改善民生引领方向。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文化民生概念进行多维度透视,可以发现文化民生概念之所以产生于今天,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逻辑、历史与现实三大前提条件:民生概念本身的宽泛性特征为文化民生的产生提供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中国社会民生实践是一种从物质性民生向非物质性民生、从单一性民生向总体性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民生正是这种实践的历史结果与表现;彰显文化的民生追求,补足民生的文化短板,以及维护人民的文化安全。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化民生产生的现实动因。     

法律意识形态外延探析

法律意识形态范畴与其他特定范畴的区分有助于确定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本规定性，细致区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意识形态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以及与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理论、法律理念等相关范畴，基于法律意识形态范畴特定化的目的。     

试论先进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与功能

先进军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价值。着眼新的形势任务,加强先进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既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措施,也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力解决"三个确保"时代课题和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客观要求。     

意识形态信仰生成的逻辑转向及其实践路径

意识形态作为"感情、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在本质上内涵的信仰的价值属性与信仰功能也决定了意识形态成为信仰的可能。而每个社会个体生成意识形态信仰需要经历逻辑上的转向,即从"他律"阶段到"自律"阶段,最后实现"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统一"。在这一逻辑转向过程中,需要从意识形态客体即内容和形式上实现变革,意识形态信仰主体也要具备感情上的自觉,并在实践活动当中最终生成信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建设机制研究

意识形态是话语权的载体,话语权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只有保持"高势位"的特性,才能建立起一种基于公众文化权威和意识形态服膺而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中心化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的建设机制面临着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挤压和中国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消解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的建设机制要从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话语权利、搭建话语平台、行使国家话语权力等方面着手,以此建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做到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所构建起来的本土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赋能前提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缜密的内在逻辑,即内生性联系、现实性需要和民族性表达;从赋能内容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民族精神、价值指向、思想主张,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以及向心力;通过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以民族叙事、数据驱动及政党引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内涵延伸。赋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建设、内容建设和形式建设,从而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土特色和世界价值。     

社会革命·文化批判·幻象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三个向度

对卢卡奇、柯尔施的社会革命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文化革命运动、阿尔都塞与齐泽克的存在论幻象批判理论进行历史考察,梳理其意识形态理论演进的逻辑线索,不难发现,卢卡奇和柯尔施在对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阐释了总体性思想,希望借助阶级分析方法并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采用人本学方法,对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批判,以此来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根基,获取文化领导权,确立社会革命的方向;阿尔都塞、齐泽克采用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对意识形态的结构、功能及其存在属性作了极为"晦涩"的研究剖析。三种不同向度的意识形态理论均有合理与偏颇之处。准确把握其思想精髓,对于我们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审美视角下的“羊文化”解读

"羊文化"是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一部分。生态羊到"社会羊"的衍生与嬗变,物质与精神达到了精妙之结合。"羊文化"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相兼的特殊性,表明"羊文化"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物质的,又是社会的,在其内涵发展过程中交融着社会文化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