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一项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对H市庭院改善工程与B市地铁5号线加站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政府动员下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一定低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其在"公众参与的成本"指标中的表现甚至优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中的"信息渠道""互动方式""决策权分配"影响了公众参与行动的有效性。而公众参与行动聚焦的公共议题的性质通过影响"政府对公众参与行动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参与行动中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是否充分以及公众是否拥有决策权。那些涉及公众私人空间、公众与政府利益耦合的公共议题中的公众参与更能够被政府接受,甚至得到政府的动员和支持。     

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对公共事物治理向来有两派主张,政府派认为,由于公共事物的公益性及政府作为"公共人"的性质,由政府治理公共事物天经地义;市场派则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及追求效益最大化会导致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事物交由市场来治理能取得较高的效率。然而,目前两者都面临深深的困惑。仅仅靠某种单一的形式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结构,实行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精神培养。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

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转录文本和政府官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六个主范畴和一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意识—能力—保障”归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个体身份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其他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其中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对公众参与有效性起决定作用;公众参与有效性类型可划分为互动合作型、自主探索型、被动参与型和无参与状态等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较强,趋于互动合作模式。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公众深度参与;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     

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绩效领导途径的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借用西方的制度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的方式在我国有明显的"水土不服"。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从"品清湖综合整治"和"下围村村民议事"实例中获得线索,讨论绩效治理、绩效领导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证实基于公共价值的协同领导系统——绩效领导更符合我国社会情境的引导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绩效领导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其框架内的价值领导、愿景领导、效率领导相互作用,通过识别需求、整合资源、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帮助提升政府绩效水平。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

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场域与频率的扩大和增长必然冲击现实社会的有序性,而其源头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生成机理的深刻揭示。基于国内外互联网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宏观过程和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的微观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设计的量表和软件工具对多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检验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现实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情感驱策下的动机累加、认同构建下的行动触发、理性博弈后的现实参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与行动主体的紧密互动中实现了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     

自我决定理论在增强思政课教学获得感中的应用

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升教学实效性和大学生的获得感,通过考察自我决定理论并结合教学实际,提出该理论在教学中应用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动机内化与整合、注重自主需要以及归属需要的满足,对当前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获得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志愿者参与动机分析

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基本动机包括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方面。而从发展型社会政策来看,其在激发志愿者参与动机方面存在较大局限:政策定位过于单一,忽略了志愿者需要的异质性,未能改变志愿服务的弱势地位,无力回应志愿者自我的职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主体、政策内容和政策规划层面着手,合理定位志愿者参与动机,重视政府在促成志愿者参与动机过程中的主导角色,强化人力资本理论在维持志愿者参与动机中的作用,突出持续发展对于激发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积极影响。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重思社区治理创新：本质蕴涵、实践考量与未来进路

社区治理创新被认为是当前应对社会发展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基层“破题之举”与重要策略,但是如火如荼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亟须从本质蕴涵进行学术重思,以免发生“伪创新”。“创新”“公共价值”“绩效”存在耦合关系,社区治理创新理应是承载公共价值并基于此产生绩效的治理活动。从“动机—要素—可持续性”路径对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承载的公共价值、所体现的公共价值管理要素、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考量与检视,研究认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未来进路在于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全程坚守公共价值之约束、将创新视为绩效治理过程、注重技术与治理良性适配。     

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分析了市场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面临的三种困境 :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接着对政府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最后提出了克服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五条有效途径 :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自主治理结构、提升政府能力、广泛的公众动员及培育公共精神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其演化机制

网络媒体介入的群体事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集体行动研究的一个关注热点。本文以"药家鑫案"为例,基于框架理论与过程一事件分析方法,重点研究了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演化机制。认为框架建构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因素与微观的话语符号借助四种策略机制相互回应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采取双重的动员机制(情感与理性的思想动员、网上与网下的行动动员)参与舆论生成与框架竞争,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公共舆论生态格局:这两大舆论场之间互动的叠合共鸣与争议对立的二元逻辑,影响并决定了集体行动事件的发展进程。     

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组织参与耦合机制探微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有效治理公共危机,不仅要依靠政府,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不仅考验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考验社会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有效的全面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能够将危机损失降低。社区和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团体与政府配合的好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填补政府能力的真空地带。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耦合机制,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机制,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作用。     

政府绩效损失及其测度: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的理论框架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效率至上"理念试图寻求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唯一最佳路径",这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政府绩效改进不仅要关注组织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在不同情境下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绩效损失是基于对政府绩效结构的认识,审视绩效生产过程和改进绩效的切入口。政府绩效损失从工具理性和公共价值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府绩效管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路径,从回顾绩效损失的概念及其治理的研究出发,以政府绩效价值链分析的"环节—要素"矩阵为基础,论述了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绩效损失测度的理论框架。     

中国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现状——以河南省Y县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特点构建研究框架,利用河南省Y县实际调查数据,从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基础功能、社会信任和支持、政治基础等方面,综合分析评估人口净流出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发现:"制度异化""行政失序"问题较为明显,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下滑,突发事件处理与矛盾冲突化解水平不足,社会公共信任衰减、动员能力弱化。据此,从制度供给、队伍优化、监督治理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对策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在公众中进行集体选择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并非公众所认为的"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结果。无论是企业行为还是各种公共选择,其结果均来自各个利益主体的相互较量和博弈。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工程无论对于国家实力提升、社会均衡发展还是公民个体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公共选择,然而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措施的实施方面,仍缺少相应的理论依据。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支持、科普组织以及主体参与等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公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差异,其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能够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必须具备较高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参与能力、资源和技术以及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提升公众的参与价值和主导价值,必须为公众参与搭建制度平台,加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教育,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