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的发展趋势

2009年11月，上海召开全市社会建设大会。会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正如同在经济建没领域，政府与经济组织合理分工，可以促进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在社会建设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理分工，也可以促进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实现。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基于顾客认知价值理论的中国电子政务建设研究

建设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电子政府,最大化和最经济地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成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思考的问题。顾客认知价值将组织竞争力的提升从理论层面引入到实践层面,深深影响并促进着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引入这种理念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将会综合考虑社会各方的利益,把着力点放在公众的需求满足上,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实现公民价值最大化。     

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凸显。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政府必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举措,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以现有的资源条件,政府需要在制度建设、财政改革、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不断完善,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这一目标。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路径

低碳经济的发展仅靠单一市场规则是无法实现的",市场失灵"的出现要求政府必须承担一定责任。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低碳经济市场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规避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政府还需通过规制和引导等多种路径,推动消费方式改变、政策法规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适应型社会和低碳导向型社会。     

政府管理的创新机制——从组织文化到绩效文化

从一般组织文化、政府组织文化到政府绩效文化，这个逻辑链条体现了政府管理创新的机制。政府绩效文化在组织愿景与实施路径相统一、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实现组织显性制度与隐性文化统一、实现组织发展目标与个人发展目标统一、实现学习型组织的构建等方面体现明显特征。政府绩效文化可以推进绩效评估过程、完善绩效管理系统和促进效能型政府建设。     

关于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组织发展的探索

只有将社会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才能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良性互动.当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针对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空间;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相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实行对社会组织活动的依法监督.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互动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民主、文明、平等、公正、和谐"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明领域相关建设也有助于实现全社会对其的广泛认同,将其真正融入全民族的心灵深处:通过创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法规,确立公众认同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基础;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绩效,递进增强公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社会组织建设打造现代认同空间,为公众认同核心价值观提供必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研究:职能分立与功能融合——以珠海市C区为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职能分立并不代表"政府"与"社会"功能分离,政府与社会组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政府需要在社会组织培育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功能融合将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根本途径。本文立足社会治理视角,以珠海市C区社会组织为对象,分析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指出职能分立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基础,功能融合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     

公平为导向的税制改革探究

税收作为社会稳定器,一直是现代国家调节社会发展的利器。我国因其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之处,一贯较为注重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忽略其社会功能,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滞后的社会发展不相匹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性支出比例不当,责任缺失;政府存在税收最大化价值取向;征税立法权归属不清,政府滥用征税权;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模糊;等。在不改动我国分税制的大格局下,从政府责任的角度,应在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大民生性支出,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意识,明确征税立法权归属,改革地方税制,平衡地方中央事权财权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税制,实现社会公平。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要根本转变政府统治的唯一权威,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在共同实施公共管理中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善治"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的过程。     

事业单位的分类规划:基于组织功能分化的视角

随着前期经营自主权的下放,现有事业单位的价值目标已分化为经济价值、多元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三大类.而根据相关的组织理论,社会组织的分化与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运行机制在相互协作中的彼此融合.因而笔者认为,在剥离和部分剥离追求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组织的基础上,事业单位应转换为由政府创立或主办,主要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制,或同时运用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制,或主要使用公共资源和国家机制提供公共物品的公立机构.     

政府职能转变:领域适度分离的视角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是每个领域的核心价值逐渐彰显并形成自身固有价值属性和运行机理的过程,由此不同领域相互区分并行不悖地发展.核心价值是各领域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同领域相互区分的重要特征.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的适度分离,即在尊重各自领域核心价值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下与其他领域形成各司其职并互不侵犯,优势互补的社会状态.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关系的规范化,有利于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体系.     

我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障碍与对策

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挑战。二者的合作虽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认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缺陷,还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创造支持合作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途径可以推进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匠人精神”塑造

推进政府发展和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匠人精神"的理念来改造和建设政府,这主要决定于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八个要素。其中,责任、服务、质量、专业和廉洁是善政对我国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匠人精神"的直接诉求。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塑造"匠人精神"需厘清三个关系:在"专业精神"与潜质通才的关系问题上,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在"精益求精"与政府绩效的关系问题上,要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治理时效中;在"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应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及组织认同感,注重政府组织的现代化模型、结构及运行,做好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安排。     

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价值、重点与架构

社会领域是执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场所。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在提供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推动执政党整合器功能的实现、发挥政治社会化作用、培养与输送社会精英、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转型期,社会领域所发生的的变化需要确定党建领域的重点,即"单位体制"的侵蚀与党在新经济组织的嵌入,社会自主性的萌生与党在新社会组织的嵌入,利益的多元与网络党建格局的形成。为了有效推进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工作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