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进程中的ODA外交

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日本0DA的金额每年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此作为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交手段,这一阶段日本的0DA也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更重视政治利益的外交手段.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论析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具体目标是充当亚洲代言人,增加在西方联盟体系内的发言权,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约因素有日本的地缘经济环境、与美欧盟国的矛盾及其所做所为给亚洲所带来的不信任感.     

论战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方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拥有对外战争的权力,努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并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本能否成为"普通国家",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反省侵略历史以取得亚洲邻国的信任。     

权力走廊里的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态势评析

今年是联合国秘书长换届年。本文解释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为何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而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背景,揭示了安理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在遴选秘书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了当前关于地区轮换原则的争论的实质。文章还介绍了近年来有关改革秘书长遴选规则和程序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最后分析了今年秘书长竞选的态势和前景,并预测亚洲的候选人将有较大可能取得胜利。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目前,中国为联合国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由“复关”谈判到“入世”谈判的过程是怎样的?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申请。中国提出这一要求既是出于政治上、法律上的考虑,也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台湾当局代表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之所以是非法     

中国在推进联合国改革中的作用

联合国在新世纪与时俱进的改革,旨在有效提高其公正性和高效性,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联合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更有效地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主导作用。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下,将通过多边外交途径与联合国互相促进,创造和谐世界。     

浅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写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之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否决权,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大国一致"表决原则,可以誉为安全理事会表决制度的核心,一直是一项引起各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也是权力分配之争.自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关于否决权的争论、改革方案的提出就进入了正式的状态,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收效甚微.改革现有否决权的可能的方法,主要包括不给予新任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采用多数否决权制度、建立限制适用机制以及制度透明化等.审慎分析内外环境,在国际法允许的框架下,中国应谨慎推动包括否决权制度在内的联合国改革,以赢得他国的尊重.     

美国在安理会的行为——以海湾战争为例

在联合国改革呼声高涨的今天,安理会能否形成海湾战争期间的合作模式意义重大。五大常任理事国应考虑各成员国的外交需求和民族利益、事先取得一致,以此提高效率。理性使用否决权将是安理会进步的标志,表明安理会有能力消除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挽救深陷困苦或濒临灭绝的生命。     

近几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

近几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陈生洛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外交政策上也继承了原苏联解体前一味地向西方倾斜，在国际事务中追随和配合美国的方针政策。然而，从１９９１年底原苏联解体到１９９３年底俄罗斯新议会选举的两年时...     

关于联合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

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联合国研究课题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暨北京分会和北京语言学院联合举办的“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研讨会”,于6月8日至10日在京举行。 50多位老外交官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深入研讨联合国的历史、现状及其今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会议着重讨论了联合国在世界新旧格局转换时期的地位、作用与面临的挑战,探讨了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运行机制及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中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等问题。这次会议共收到25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将汇编成册。本刊征得会议和作者的同意先发表李鹿野、孙承谷、郑启荣所作三篇论文。     

安理会的扩大与《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法律角度的修宪程序分析

安理会的扩大须经过对《宪章》的修改才能完成。在《宪章》规定的两种修宪程序中,第108条模式”是目前修宪时最可能采用的模式。即首先联大通过修正案决议,然后交由会员国批准。操作中,每个步骤又可以有“一揽子”或“分项”的不同处理,因而产生出可以选择的操作步骤组合。目前各方对安理会扩大方案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常与否两种选择在争取《宪章》修改的操作层面也存在不同。对于追求“增常”的方案,最有效的程序选择是:在联大讨论阶段,采取分项讨论和分别通过决议的方式(第一个决议确立增加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再确定新增者名单);在批准阶段寻求一揽子的批准。对于支持和反对者,第一个决议能否通过是成败的关键。     

如何加强90后“三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人群。被称为＂90后＂的199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群体思想行为特点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特殊的时代性使得90后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和思想困惑学生的＂三困生＂问题更成为我们教育的一个难点。为此,本文分析了90后＂三困生＂的特点,叙述了加强对90后＂三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对90后＂三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进行了探讨。     

制约核扩散的国际法机制

1968年7月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规定了有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都是"无核国家",有义务不发展、不制造核武器。但是到2005年底,世界上已有八、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大约27000枚核弹头,这样多的核武器足以使地球毁灭若干次。制止核扩散、维护国际安全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制约核扩散的国际法机制主要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核心。围绕着这两个核心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条约和机构。但是,这个国际法机制并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     

“满铁”对华经济掠夺问题新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作为伪装,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对外政策。＂满铁＂依靠特权建立起一个超乎中国主权和法律之上的＂满铁王国＂,构成了日本国家资本为主导,日本产业托拉斯和中小私人资本为辅助的经济体系。＂满铁＂通过这套经济体系,利用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文化渗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工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试论儒学对现代中国政治方略的影响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二千多年来,儒学在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来,儒学的思想更是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青睐,成为其治国不可缺少的宝贵政治思想经验。本文从儒学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和合＂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介绍了儒学与我国重要政治理论提出的相互关联。从而说明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政治的深刻影响作用。     

区域与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俄方案”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俄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新兴经济体、非西方大国,挺身而出,中俄大国关系中的结伴而不结盟模式、互让共赢解决争议问题的"黑瞎子岛"模式、经贸合作中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模式、人文领域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模式,外交领域中的战略协作"中俄组合"模式,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中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中俄方案",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器和正能量。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与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全面推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集体,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人为本＂必然要求＂人权入宪＂和全面确立宪政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就包含着加大民主政治发展的力度以适应并推动经济实现新的发展,比如要注重发挥宪政的经济功能。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又迫切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推动政党宪政化。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