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富国策》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关注欧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在《大同书》中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说。但是由于康有为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了解不深，从而对傅立叶的学说产生了一系列误解，并且将傅立叶的农村协同合作构想同孟子的“井田制”等同起来。     

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部邀集在京的部分社会学家,于11月6日举行了“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是1891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授“群学”,亦称“人群学”,这标志着社会学传入中国。从这一年起,社会学在我国历经曲折的道路,毁毁誉誉,目前已届百年。     

谈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创始人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表现出衰亡的状态,反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清算

1931年“九ˇ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的“左”倾关门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高度对“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对“左”倾关门主义思想路线的清算毛泽东对“左”倾关门主义思想路线的清算,主要体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中。此文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不久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所作的报告。实际上,对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左”、右倾机…     

认真执行《决定》 严惩毒品犯罪

第一、毒品犯罪情况相当严重 毒品犯罪是旧社会遗留的丑恶现象。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向我国强行输入鸦片,曾经激起两次鸦片战争。我国人民深受鸦片的毒害,对此深恶痛绝。 从我国历史上看,曾多次制定禁烟法。早在清朝雍正七年就制定了《禁止买卖鸦片条例》;嘉靖十八年又颁发了《严禁吸食鸦片则例》;道光十九年制定了《查禁鸦片章程》。在国民党时期,1914年4月21日制定了《吗啡治罪法》;1925年7月21日公布了《禁烟条例》;1928年9月19日公布了《禁烟法》,并于1929年7月25日作了修正;1935年10月28日公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和《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41年2月19日公布《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等等。在旧中国虽然颁布了不少禁烟禁毒法律,却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正如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所指出:“由于封建买卖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真禁毒,严厉禁止鸦片、烟毒的流行,取得了举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最近十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教师和研究者所承担，他们的外语比较好，很容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等地左派思想家的批判性论述，对诸如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深刻矛盾、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现象加以剖析。然而，这一时期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现象。从研究方法观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依然是多数人遵循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有一些人借鉴“西马”角度，从反对帝国主义新霸权、强调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最新的动态则是，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为人类未来、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模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是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促成全民族的抗日为主要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日宣战的宣言、通电,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文化帝国主义与国家文化安全

西方强势国家美国假手全球化,为弱势民族国家设置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势国家的文化安全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需要十分警惕和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读《二战掳日劳工口述史》有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源于《战国策》，意思是说记住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以后的借鉴。这是前人对后人提出的忠告，是不争事实和经验的总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在全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为配合全国的庆祝活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国内著名出版社出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一百部种优秀图书”。笔者参加了其中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大型重点图书的编辑工作，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胸中的热血澎湃难以平静，心情变得越发沉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兽行而愤慨，     

经典与现代的承续与创新——《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书评

康有为诠释儒家经典的活动是在兵连祸结、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作出的自救行为,他汲取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精华,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创造性阐释。刘星教授《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是其有关康有为研究的第二部奠基性作品,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儒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拓荒性和前瞻性价值。以《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为范例,展开康有为及儒家文化承续与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代启示。     

中国现代手续观念的起源

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期以手续治国，手续观念却长期被学界忽视。19世纪末康有为、康同薇父女在《日本书目志》中将日文“手続き”译为“手续”舶来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和叶澜编著《新尔雅》,阐述立法手续，将手续解释为国家权力机构制定法律的特定方法。手续具有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且有繁杂碍事等负面局限性，但超越皇权程式体现国家权力，在清末新政中被部分知识精英接受。预备立宪中清廷学习日本政法制度，手续使用量迅速超过程式，其中梁启超贡献最多。国权手续有一定现代性，但延续权力强制思维，理论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不足。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们又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然而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却始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有了新的发展。而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最初的大发展之后,反而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前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演变。这是为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起作用了,还是马克思的研究结论过时了?因此,在当前,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它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变化,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列宁解剖帝国主义的独特理论创新——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精华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逻辑进行了深入开掘,这成为他的《帝国主义论》的独特哲学基础;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一文中呈现了其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来源,以及他同希法亭、霍布森之间具有"借鉴与超越"的双重关系;通过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研究的六个主要学派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时代观的思想精髓、方法真谛、精神实质。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和谐社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大同思想传承了古代儒家社会理想，体现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康有为等前人“大同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是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今天的延续和升华。     

《帝国主义论》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贡献及其实践价值

《帝国主义论》生态思想是对帝国主义时期生态困境的理论批判。《帝国主义论》生态思想承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揭露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隐蔽方式，系统地阐明了生态建设的全球方案。《帝国主义论》生态思想着重批驳了帝国主义时期的生态垄断，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既在国内操纵国民经济发展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又通过生态殖民招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帝国主义论》中的生态思想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体系、破解当代的生态帝国主义难题、揭露资本逻辑的生态困境，以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合中西为新纪元”：康有为绘画观念所受外来之影响——以康有为欧洲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自维新以来，康有为就开始注意绘画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关注绘画的实用价值。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作欧洲十一国之游，康有为直观感受到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的差异，在游记中提出要师法西画写实风格的观点。这一经验也贯穿康有为后期的绘画思想，提出以写实作为手段来改良中国画，从而“合中西为新纪元”。     

康有为《大同书》里的仁学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社会著名思想家。他的《大同书》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上少有的新奇作品。在这一本书中,康有为将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归结于儒家经典道德＂仁＂。并对＂仁＂赋予了＂博爱＂、＂平等＂、＂大同＂等新鲜的血液。当然,他的仁学思想也有摆脱不了的道德局限性。     

康有为大同说的“去家界”再考北大核心

“去家”是康有为大同说赖以确立的至为根本者。实际上,主要源自《礼运》的这种祛家主义乃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这意味着,这种祛家主义与以家为本的儒家思想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并且意味着,一种家际的双向交互关系决定了,较之墨家的“上同下不比”和法家的“三顺说”,儒家思想更易通向权责对应的现代民主精神。故不仅五四运动思潮视儒家为“专制主义护符”的思想难以成立,而且自诩为孔子信徒的康有为的“去家求解放”的大同理想,以其尊孔与非孔之间自相矛盾注定是一地地道道的“乌托邦”。     

《英勇的西征》文本形成及文献价值探析

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有关人员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发了《中国红军的“铁流”》。在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基础上,有关人员进一步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了《英勇的西征》。《英勇的西征》是在国际上全面介绍中央红军“西征”的最早中文文本,弥补了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存在的不足。《英勇的西征》成功构建了红军长征话语体系,经过1954年的修改,更成为红军长征史书写的范本。《英勇的西征》留下了研究土城之战、飞夺泸定桥、长征期间兵员补充、红军政治工作、基层干部配备以及日本对华渗透手段的珍贵史料,也为揭穿王明在《中共50年》中的肆意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门主义”策略的批判与“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

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特定的历史产物,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彻底清算了“下层统一战线”的错误,并奠定了“最广泛”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确立了正确的广泛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