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创新精神克服参政党风险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参政党风险意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各参政党存在组织悬浮、政党封闭、政治弱化、能力退化等共同的风险,应当以改革创新精神,抛弃得过且过的慵懒思想、怨天尤人的推诿思想、孤芳自赏的封闭思想、求稳怕事的畏缩思想,克服参政党风险,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中国“入世”

世界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对"入世"我们要一分为二,从而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城市治理中的政策变迁——以厦门“PX”事件为例

伴随城市的发展，政策环境日趋复杂，城市治理的过程表现为原有的行政组织与其他组织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公共事务，而最直接的着力点在于城市公共政策。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治理理念下公共政策的变迁过程，具体探讨了城市单元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动策略。     

以“赶考”精神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理论创新,要善于在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框架中以赶考精神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体现了党的执政理论发展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要善于将赶考精神的正能量融入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要从历史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高度,充分发挥赶考精神对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功能和教育功能。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乐山“两县一区”为例

乐山两县一区除了金口河区外,其他两县彝族人口占了绝大多数,民族文化的差异、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条件、生存环境等造成地方贫困发生率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致使有的地方环境恶化,也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治安事件时有发生。通过对两县一区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了解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而对新形势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与式财政”：国外地方治理的实践创新——以巴西阿雷格里市为参照

20世纪后期以来,“参与式财政”(Participatory Budgeting)的出现,是国外地方治理中公民个人和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代表直接参与地方和社区公共财政的开支和投资决策的一种新的实践方式,其运作中的公开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制度化等特点及其产生的积极成效,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于“治理”概念的认识与思考——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治理”的文献为研究对象

对于治理概念的内涵,学界最早将其理解为预防与整修,随后被理解为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整顿、整治,再后来发展为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运行,到如今进一步被理解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有序整合、配置与运作。学界对于治理认识的发展演变,除受国内外整体学术环境影响外,最为根本的是受国家、尤其是党内对于治理一词的认知与重视程度的影响。对治理概念的理解,要把握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摒弃将治理当作舶来品的误区;二是要看到中西方治理在政府管理侧重点上的差异;三是要看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四是要看到国家治理是我国未来20年的重要改革目标。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深化“雪亮工程”建设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乐山市为例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跃升，科技的进步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以乐山市“雪亮工程”建设为视角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乐山市“雪亮工程”建设已经初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同时，还发现其存在视频基础仍然较弱、联网壁垒仍然牢固、数据应用手段较少、实战应用仍然不够等问题。针对“雪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进建设；严格标准规范，健全监控网络；聚焦服务一线，破除数据壁垒；落实运行保障，推动实战应用；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的创新，确保跟上时代节拍、堪当时代重任。     

推行“一站三联” 创新农村治理

今年以来,宣恩县以农村网格化建设为契机,有效整合原有成功做法,在全县普遍推行“一站（即农村网格化服务管理站）三联（即平安联创、服务联动、发展联手）”工作模式,积极推动党政主导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着力构建农村平安、服务、发展三大重点工作一体实施的格局,积极探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     

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分析——以广东增城“6．11”事件为例

目前。随着我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我国突发性群体事件频频发生,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不仅给社会稳定和和谐造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严重影响政府的威信。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社会矛盾解决机制不健全、群众法制意识淡薄等等。为此必须采取诸如完善社会分配机制,规范经济秩序胜全沟通协调渠道,加强群众法制教育等予以治理。     

为敢想敢干的改革者提供法制“护身符”——深圳、重庆促进改革创新与开放立法的亮点和启示

一、背景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创新条例》）和《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以下简称《重庆开放条例》），此举在我国立法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个身处沿海，一个坐落内地，为什么能审时度势，同样做出此类重大的举措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从“以民为天”到“人民至上”——中国天下治理观的世界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提上了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和全人类的议事日程,历史悠久的中国天下治理观对于如何构建世界共同体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中国天下治理观有先秦天下治理观和现代社会治理观两种典型的不同形态,后者是前者的现代转换,是新时代中国的天下治理观。在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国对峙的格局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深层次的损害,使当代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天下乱局不可能靠武力解决,必须另辟蹊径,弘扬和借鉴中国天下治理观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中国现代社会治理观的精髓和核心在于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理念。确立人民至上理念能够深刻改变中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从积贫积弱、一盘散沙,走向富裕强大、团结一心,同样也能为化解当代世界各国自立为王、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贡献中国的智慧,使人类基本共同体从国家走向世界,为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普遍幸福创造条件。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研究——基于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QCA方法

分析2019年首次发布的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影响因素。通过外部与内部条件变量的组合归纳得出,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横沥探索”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提出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工作机制。近年来通过实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工程,成立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用党建引领,打造社会治理“三个子中心”和“四个平台”,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具有广东特色的多元参与协同创新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带动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取得新成效。     

论我国政府在荒漠化治理中的作用——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

荒漠化治理属于公益物品,具有不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政府在其中应起主导作用。但目前,我国政府在荒漠化治理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今后应在直接投资、鼓励创新、发动社会参与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治安“黑点”治理研究——以三明市为例

治安＂黑点＂治理就是借鉴道路交通事故＂黑点＂路段治理做法,将疏于防范、发生案件、治安混乱或管理不到位、存在隐患等治安问题的部位列为治安＂黑点＂,组织排查,立项挂牌,运用＂1＋N＂机制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开展打防管建综合治理的一种模式。具有前提性、挂牌性、机制性、推进性特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一项突破和创新,融入了项目化与机制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等创新元素,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的、渐进的、有形的打防管建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