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府的路径选择

从就业、子女教育、劳动权益、医疗保障、户籍制度等方面给予进城农民工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全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通过分析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探讨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责,以期为"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     

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府的路径选择

从就业、子女教育、劳动权益、医疗保障、户籍制度等方面给予进城农民工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全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通过分析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探讨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责，以期为“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     

农民工保护问题中的政府职责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权利保障对于社会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各级政府的职责是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农民的平等就业权、社会救济权、政治权利实现等方面需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给予保障,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劳动权之一元法律保护:从身份到契约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劳动权利现状,说明二元经济结构不必然导致二元劳动力市场,也不必然导致农民工处于低端的第二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分析现行理论、制度的弊端,指出对农民工劳动权进行二元法律保护是一个错误的继续。现行法律设置、法律执行和政府角色错位才是导致农民工劳动权受损的原因。因而,必须澄清劳动关系理论,实现对农民工"从身份到契约"的一元法律保护。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明确农民工特殊性的同时,将其纳入劳动者的范畴并加以法律保护。农民工现象的特点决定了对其法律保护的双层次性:宏观上,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获得主流劳动者地位铺平道路、扫除障碍;劳动基本法明确将农民工作为保护主体,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微观上,制定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确保农民工作为劳动者所缺失的具体权利的逐步回归。最终达到对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一体保护,逐步构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要求的劳动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进而提升所有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水平。     

探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司法救济的完善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不是单方面的,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需要政府、社会、法院三者在完善权益保护的过程中相互协调,以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完善。     

农民工权利法律保护的基本理念

农民工的权利保护有着极深、极强的理念。它以递进的方式依次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工是社会主体、任何个体权利平等、农民工的权利理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农民工是弱势主体,还应受到法律的特别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和谐理念指导之下农民工的权利更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关于完善我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目前规模庞大且人数仍在急速增长的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劳动权利履遭侵犯,不仅有观念方面的原因,而且更有法律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解决此问题,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切实用法治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体面劳动的曲折与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有其独特的特征,知识层次的提高使他们对体面劳动有了追求。体面劳动的重点在于促进劳动者工作中的权利、就业的机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但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的诉求存在很大的困境,低收入与就业歧视,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前景不容乐观等。这些障碍根源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法律保护的不到位和农民工自身能力的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因素着手。政府和企业应该将此问题提上议程,采用多种方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增强生存技能。     

农民工劳动权保障的宪法学思考

农民工劳动权是直接关系农民工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宪法权利,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侵害。从宪法权利层面来分析,一是农民工劳动权未得到平等保护,二是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不完善,缺乏迁徙自由、集体劳动权。因此,必须完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启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     

“无锡公敌”周力劳动维权报告

不过是一个劳务纠纷,他惊动了全中国。周力与通用电气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当地政府部门的争议、纠葛堪称＂中国式维权事件＂的代表,几乎所有维权事件中的潜规则和明规则在周力事件中都可以窥见     

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劳动者地位和劳动法保护

职业足球运动员虽然与职业足球俱乐部具有劳动关系的属性,但在人力资源上具有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特征,作为劳动法中的特殊劳动者,应当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基于职业足球运动员劳动权益保护的特殊需求,劳动法在实体法上应当对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就业自由权、工资收入、工伤赔偿、工会组织等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在程序法上应当将职业足球运动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劳动争议纳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并就其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作出特殊设计。     

公立学校教师双重法律身份之定位及意义

教师法律身分与教师享有的权利内容及保障制度密切相关,我国大陆地区目前的相关教师法律规范对于教师的法律身分界定不甚明确,从而直接导致了教师游离于劳动法和公务员法的保护之外。本文中,笔者首先以列举教师维权中的困惑来引出教师法律身份如何定位这一课题,然后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关于教师法律身份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其次通过对教师的劳动者身份和公务员身份进行分析,提出了教师应为特殊劳动者兼特殊公务员的观点,最后着重阐述了定位教师的双重法律身份在立法完善及法律适用上的重大指导意义。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

劳动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改革和发展背景下,重新定位并依法确立“农民工”劳动权主体地位既是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前提条件,也是他们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依据。应当依法确立“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劳动权的实现主要有赖于政府法治,具体路径选择应当是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规制“失范”的“农民工”劳动权保障制度,依法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劳动权利。     

特殊防卫权起因条件的反思——我国逆防卫制度构建的进路

我国1997年的新《刑法》对正当防卫进行了修改并新设立了特殊防卫制度。但新《刑法》在加强对受害人保护力度的同时,无形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构成了威胁。为实现均衡保障双方的权利,许多学者提出应对措施,试图通过限制防卫人防卫权的方式,来释放因新《刑法》的修改而形成的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威胁。但这种做法又势必会打击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行为作斗争,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本文分析了应对措施存在的弊端,提出通过法律构建一座平衡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权益的桥梁—逆防卫制度,以期达到两者权益保障的动态平衡,构建双方权益的和谐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方法简析

消费者权益是一种分散的、弱小R权益,对其进行司法保护需要建立特别的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了小额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团体诉讼和民事公诉制度,形成了消费者、消费者保护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诉讼的司法保护体系。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作法,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劳动权的多重意蕴

劳动权是劳动法学的核心范畴 ,强化对劳动权范畴的深层次探究 ,既是劳动法学学科发展的理论任务 ,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现实需求。劳动权构造的“权利群”现象、主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义务对应的多元化都决定了劳动权属性的多重性、复杂性 ,也决定了劳动权必然具有多重的精神意蕴 :生存理念与发展理念相并行 ;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相兼容 ;物质利益与人身、人格利益相统一 ;倾斜保护与平衡协调相结合。比较而言 ,劳动权范畴中的发展理念、自由权属性、人格法益、平衡协调机能往往被忽视 ,应该突出予以阐释和强调。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