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卖淫女进行卖淫行为的法益分析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杨某（涉嫌组织卖淫罪,另案处理）在河北某地开了一间洗浴中心,因缺少卖淫小姐而找朋友孙某帮忙。孙某随后联系王某、马某、蔡某三人,商定在北京＂抢＂几个小姐带回河北从事卖淫活动。18日晚,孙某四人租借一辆捷达车至北京某区一足疗店,     

林某的行为是否是容留卖淫

一、基本案情 2006年7月3日，林某听说罗某常常容留妇女在自己家中卖淫，为嫖宿将卖淫女施某带到罗某家中，告诉罗某施是卖淫妇女，罗便将施某容留在家。当日，施某在罗某家中分别与林某、兰某嫖宿，罗某从中收取“台费”人民币8元。同月19日，当施某在罗某家准备再次卖淫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单独成罪的逻辑前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定是立法上为避免组织卖淫罪刑罚过重而降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处罚力度的具体体现。立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异质性,应合理界分组织卖淫罪从犯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是指将多名卖淫女、嫖客整体或者系统促成交易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则属于间接的帮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法在整体或者系统上直接促成相关交易。     

“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再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删除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否定了幼女是卖淫女。然而,《刑法》第358条第2款存在“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规定,第359条第2款存在“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规定。如果认为“幼女卖淫”不能成立,则会使第359条第2款沦为废款,如果承认“幼女卖淫”的成立,则又难免再次让幼女污名化。卖淫的本质是对性服务的交易,在“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中,交易性服务即卖淫的主体是组织、强迫、引诱者,该规定应被解读为“组织、强迫、引诱者以幼女为手段,通过幼女来交易性服务”。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行为在触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之外,同时触犯强奸罪,对其应以想象竞合原理处断。     

浅析张亮等七人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

行为人为牟取非法利益,雇佣工作人员、招募卖淫女专事卖淫活动,组织人员每日在本市各大宾馆酒店发放招嫖卡片,并派专人接听嫖客电话并谈妥嫖资,还指使专人每日白天接送发卡人发片、晚上接送卖淫女至各宾馆酒店卖淫,对卖淫女收取的嫖资也由行为人统一掌控、分配.上述行为人及协助者分工配合安排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达数十次,其行为分别构成组织及协助组织卖淫罪,且均属“情节严重”.     

浅析组织男性卖淫的刑事认定

男性卖淫是社会丑恶现象之一,它打破了传统大多数国家通过女性行为规范公民性行为的模式且实质上同其一样危害社会。本文侧重分析探讨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确理解来确定组织男性卖淫的犯罪性,确定其刑事认定问题。     

十元卖淫费 两元场地费 出租屋老板做发横财梦 却不知已被法网困

一次偶然的机会，同村的妇女阿六向犯罪嫌疑人黄某租用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南街其住的房间用于卖淫，并答应交纳每卖淫一次提成2元的“场地费”，第一次的租用黄某便得到了阿六交纳的“场地费”十几元，黄某好似发现了“致富之道”，至此每到圩日黄某便将房间出租给卖淫女，从中收取“场地费”，做起了自己的横财梦，却不知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近日，覃塘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以容留卖淫罪向覃塘区法院提起公诉。     

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非法获利、犯罪所得的界分

<正>【裁判要旨】在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非法获利是指全部嫖资;犯罪所得是指扣除卖淫人员分成后行为人实际获得的嫖资;卖淫人员获得的分成系其个人违法所得,应在行政处罚中追缴,在刑事判决中不应重复追缴。案号一审:(2019)浙0108刑初54号二审:(2019)浙01刑终423号     

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公安干警的帮助行为应如何定性

本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对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公安干警的帮助行为应如何定性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相关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所裨益。     

津门高官沦为阶下囚——皮黔生落马记

2009年10月,曾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的皮黔生被中纪委＂双规＂;2010年8月13日,皮黔生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2010年12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皮黔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随父母北上天津,考入大学1951年10月,     

影视工作室“潜规则”被告人组织卖淫分获刑

“90后贱女孩”的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举报，源源影视工作室负责人胡卫东以及工作室工作人员孙巧、北京模特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孟庆波利用影视工作室组织多名少女卖淫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2009年10月23日，海淀区法院对这起三人含伙组织并引诱未成年人聚众卖淫案件进行了宣判。     

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怪异切分

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名之间存在着极为怪异的特殊关系。应将其置入刑法分则的体系之内,分别从共同犯罪的形态和主从犯角度,通过与其他个罪的比较,来逐一揭示两罪的特殊关系。本文更深的用意,实际上是以两罪作为样本,来探讨刑法规范与刑法理论的和谐融合,以及司法解释应守的本分,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     

花都区当前引诱、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卖淫犯罪的最新特点、原因及打击、预防对策

近年来,随着花都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加,卖淫类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据统计,2011年以来,花都区检察院共办理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案件共29件43人,同比2010年分别上升约30%和25%,其中,强迫卖淫犯罪案件3件7人,组织卖淫犯罪案件1件11人,介绍卖淫犯罪案件25件25人。而且,从花都区范围来看,卖淫类犯罪案件较之以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亟待重视。本文拟从分析花都区当前卖淫类犯罪的最新特点为出发点,从社会原因、立法现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分析该类犯罪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打击和预防对策建议。     

单纯的“弃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案情]69岁老汉王某在茶馆与卖淫女朱某发生性关系时因心肌梗塞而猝死,茶馆老板娘肖某和卖淫女朱某因害怕公安机关追查其容留卖淫和卖淫行为,便与朱某的男友王某合谋不通知王某的家属直接弃尸。当晚趁夜深人静三人将王某的尸体装入环卫垃圾车内运至城边，弃入河内。     

浅论组织卖淫罪的历史沿革

有组织卖淫行为源远流长,考察国内外历史,都历经了宗教卖淫到商业卖淫,国家组织到私人经营这么一个过程,而组织卖淫是否认定为犯罪,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规定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中西方组织卖淫的历史沿革和立法,以期对我国组织卖淫罪法律规定有所了解.     

卖淫犯罪中两种行为的认定

案号一审:(2010)二中刑初字第853号二审:(2010)高刑终字第636号【案情】被告人王爱国、孙美玉自2003年先后独立或与他人合股开办或承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京金来宝浴池、朝阳区北京海上大都会洗浴有限公司、北京江苏饭店的     

千里解救，摧毁拐卖女子至澳门卖淫集团

2012年3月11日，在公安部直接指挥下，辽宁、广东公安机关与澳门警方联手，成功摧毁一特大拐卖女子至澳门强迫卖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解救被拐女子41名。随着审讯侦查工作的进行，案件的真相初露端倪。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在卖淫案件中,认定组织卖淫罪还是容留卖淫罪有异议时,应对其中体现"组织"、"控制"的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当案件中的组织性、控制性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没有达到组织卖淫罪的严重程度时,以容留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更为妥当。     

组织卖淫罪与介绍卖淫罪之甄别

在组织卖淫罪中,认定行为的组织性的关键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控制了多人进行卖淫活动,即表现为卖淫人员受控于行为人,接受行为人的安排、布置或调度以及淫资的分配,与行为人形成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论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行为——殷某组织卖淫案评析

组织卖淫与强迫、容留、介绍卖淫都属于卖淫嫖娼类的犯罪行为,它们的客观行为相互交叉包容,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比较模糊,不能将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同拥有的特征作为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而应将目的行为"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作为该罪的本质特征。组织卖淫罪与其他组织类犯罪相比,具有很高的法定最低刑,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根据法定刑的配置情况,依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沿着以刑制罪的思路,对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非常严格的理解,才能符合罪刑相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