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后遇到了完全不同于其理论源头的接受环境。这些接受环境差异包括:一、历史背景的差异,其主要表现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先“破”后“立”,而中国本土则是先“立”后“破”;二、意识形态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形成的对照;三、学术背景差异,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反拨“新批评”的学术革命开始的,而中国本土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滋养。这些差异既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面貌,同时又呼唤西方理论本土化研究的新思路。     

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涵义与功能的廓清

追溯文化产业理论的思想资源时，有两个关键词决不能忽略，一个是“大众文化”，一个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文化时的一个特殊用语，它有着十分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工业”是一个比“大众文化”更具批判性的概念，二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的英文译名同为“Cuhure Industry”，前者带有批判取向，而后者更显中性色彩。“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则是一对纠缠不清、既不相同又难相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关系密切，代表着事物的两面。     

文化控制与文化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揭露宰制性意识形态的虚假,伯明翰学派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前者着眼于权力的控制,后者瞩目于在地文化的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文化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导致其对大众文化看法迥异。比较两者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文化控制与文化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北大核心

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揭露宰制性意识形态的虚假,伯明翰学派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前者着眼于权力的控制,后者瞩目于在地文化的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文化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导致其对大众文化看法迥异。比较两者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大众文化主体、内容的转换及其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也是通过“大众话”来“化大众”的文化，而20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大众文化则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大众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波及中国，中国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大众文化实现了主体及内容的转换，这一转换具有创造主体多元化、构建现代性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国粹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守主义的文化团体,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分离是“国粹派”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要特征。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出现高涨,成为当时与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鼎足而立的主要文化思潮之一,不仅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几次大的思想文化论战都是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挑起的,而且他们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发表或出版后都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反响。三、四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走向成熟,其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形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围绕“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和“西化与现代化”这样几个问题展开思考,并与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派、主张俄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论的,他们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理论建树与理论局限,也主要反映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上。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批判的多重维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常常被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遮蔽了光辉。早期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从经济、政治、技术理性等多个角度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文化贫困现象。梳理哈贝马斯的这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助于获得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认识，从而进一步丰富我国大众文化建设及批判的理论资源。     

关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了解和反思西方本土人类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 题的认识。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重新提出、讨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 批评反思和对其文化霸权的解构,同时也是为了消解国内文化“殖民遭遇”和填平“文化鸿沟”, 进而创建起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本土人类学体系。人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而 是互为参照、相互依存的。     

新市民小说的崛起与市民文化精神的凸显——兼谈“王朔与池莉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市民小说崛起,王朔、池莉等人开启了充满市民文化精神的文学空间。然而,诸多研究多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时尚、热点理论话语来解析中国当代新市民小说和“王朔与池莉现象”,而忽略了它们生成的本土性原生态语境,牵强附会之处甚多。自宋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国市民文化精神以及西方近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构成了当代新市民小说和王朔、池莉作品中的具有新质的当代市民文化精神。     

“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分析、研究中 ,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形成了独具特色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构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针对的是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这对于今天我国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批判精神,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战略进程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化强国须提升人文精神,提升人文精神就要克服工具理性,即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带来的物化意识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精神之所以会带来物化意识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究其根源,仍在于启蒙理性日益偏离其源始初衷而走向极端理性化,使理性的知识论路向逐渐充当乃至异化为人的全部生活基础。     

文化领域的一种批评实践与策略书写——论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

后殖民批评是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在文化领域的批评实践,它以文学和文化研究为起点,通过对文学研究问题的跨文化、跨语境、跨地域性的关注,回到对“他者”文化潜历史的重新发现与书写,提倡从一种新的政治视角切入现行西方文明,对其主流文化进行改写和重新解读。后殖民批评是当代文学、文化、历史和政治领域中作为一种文化抵抗形式的写作与批评,它既是一种批评实践,也是一种策略书写。     

家园政治：康拉德与奈保尔

“家园政治”议题是文化批评问题，主要是指家园的建构遵循着一个“选择性包容与排他模式”。康拉德的小说通过人物塑型、场景、对话、叙事模式等形式层面，为读者建构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家园”形象，奈保尔的小说承继了这一切。奈保尔的此番文学“家园”想象成为文化批评及后殖民批评的不可或缺的话语资源，也对我们后发型国家如何恰当处地借鉴西方文化以建构本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中国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学科和文化研究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将国家出路与文化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进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而掀起的论争。这场论战发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它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一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使激进主义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化朝激进主义的方…     

两种不同的乐观主义大众文化观——瓦尔特·本雅明与约翰·费斯克的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瓦尔特·本雅明和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约翰·费斯克两人同样是以乐观的精神看待大从文化,但是二者在大从的本质特征、大众文化的成因以及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众:经验性客体与游牧式主体;大众文化:人机合作与权且利用;大众文化与政治:政治性的文化评判与文化的微观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同来自西方的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交汇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学的视角,回顾这段血泪斑斑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对于澄清文化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对于我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指导作用以及现今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都是颇有裨益的。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困扰着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西方汉学再现中国文化身份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然而后殖民批评家专于话语层面的解构,无视权力背后的商品化,以及热衷理论轻实践等弊端,注定了它只可能在理论话语资源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做出有限的贡献.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只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学”

中外关于“中国”的解读存在差异。当前国际社会格局的转变与当代中国的崛起,日益凸显出西方中国学既往研究范式在解读中国时的效用困境。世界中国学倡导深入践行“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路径,通过“深读”的文本分析与“躬行”的经验研究与世界共议“何为中国”。世界中国学以文明比较的视野,关注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中“人”的丰富内涵,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在此范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从西方理论的消费者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中国研究的主体与中国道理的讲述者,并在此过程中期冀形成本土立场与全球眼光兼具的中国知识,助益人类文明互鉴与发展。     

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

对大众文化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范式上,但这几种研究范式基本上都建立在大众与统治集团二元对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强调两者的斗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正打破了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远离了公共事件,丧失了基本的理性,甚至在逐步侵蚀着我们还并不完善的公共领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分析,以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余英时的文化情怀

余英时既反对极力维持传统文化，也反对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在余英时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和表现。余英时认定中国文化是“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止”、“定”、“静”、“安”。通过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价值系统对人类最为关注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问题的态度的比较，余英时既指出了中国“内向超越”文化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合理成分及其现代意义。余英时提出文化重建必须以文化“自性”为前提、以文化传统为根本、以融合中西为起点、以严守学术为保证并且做“退而织网”的功夫。余英时在海外所做的工作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研究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精神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余英时的文化情怀正是他的中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