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及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具有相同的外延,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式,对其资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种方式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中被告难以确定,并且有些组织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要改进行政主体理论的构建,考虑形式上被告,建立方便当事人诉讼机制以及引进公务法人制度等。     

从受教育权之救济再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与人们的关系日益密切,因受教育权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但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该类案件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模糊,使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本文拟从公民受教育权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来探讨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缺失和完善。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渐进扩展

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存在弊端,现行立法确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不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本文从提供前瞻性立法建议出发,从重新确立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扩大行政诉讼法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扩展受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三方面论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

行政诉讼的被告为行政机关 ,由于行政机关的情况多种多样 ,使得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确认行政诉讼被告时 ,要把握以下二项原则 :一、行政主体资格原则 ;二、行政行为实施原则。     

论行政调查的法律救济

对行政调查实施中存在的违法或不当的瑕疵予以法律救济,是行政调查法治化的必然要求。行政调查的瑕疵主要通过影响其后续的行政决定的法律效果来体现其法律后果。针对行政调查的瑕疵所造成的不同法律后果,应当采取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     

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极为有限,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文章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入手,分析和阐述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结合审判实践,对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实现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     

行政指导法律救济的构想

本文首先在了解世界各国行政指导法律救济概况后,阐明行政指导法律救济的可能性,最后在前者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行政指导法律救济的途径。     

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同被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能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的设立,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行政审判的司法公正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借鉴与建构:行政诉讼客观化对中国的启示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公益保护的要求 ,我国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民众诉讼、行政公诉、团体诉讼等制度 ,并通过司法解释使我国行政诉讼客观化     

行政申诉上访的因应之道——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省思

面对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应当从优化行政诉讼制度、灵活运用司法政策、还原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空间等方面强化行政诉讼纠纷解决功能。     

行政指导的实践形态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指导的非强制性、双向性、相对人的意志自由性和法律依据的广义性是其显著特征。行政指导有三种类型 ,即强制型行政指导、自由型 (或理想型 )、行政指导、中间型行政指导。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失 ,指导机关应给予法律救济。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论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对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予以惩戒的法定形式。如果行政处分违法或不当则有可能侵害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考察世界各国行政法,一般都构建了公务员因行政处分遭受权益损害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大陆地区现行的公务员行政处分法律救济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未能充分实现其保障公务员权益的目标。完善现行的公务员行政处分法律救济制度,应当建立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司法救济机制,并健全公务员因行政处分遭受权益损害的赔偿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救济机制的必要性、问题及对策分析

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危害性较之具体行政行为更为严重。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救济机制在我国目前还不完善。鉴于我国当前对抽象行政行为监控的现状,本文分析了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对引发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行政契约救济制度新论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手段在国家管理中得到了普遍运用,然而,我国法律理论界对行政契约的性质存在的争议导致实践中对行政契约纠纷的救济非常混乱。本文通过从理论视角界定行政契约的性质,从实践视角比较西方国家对行政契约的救济经验,认为行政诉讼是一套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契约救济机制。     

论建国初期儿童救济组织的社会改造

儿童救济组织,是社会慈善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对慈善领域中的各种机构与团体,并没有彻底否定、一举清除之设想,在巩固政权、恢复生产、稳定国民经济的努力下,地方人民政权与各种救济团体一度形成了积极互动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出现了转折,从1950年末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国掀起了改造旧有慈善团体的浪潮,原有的儿童救济组织也在此浪潮中陆续被取缔、接收、合并、重组,在暴风骤雨中完成了其自身的社会改造。     

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制度的比较与论证

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存在基础错乱、规定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错解并误用了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制度。为了消除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负面影响,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当确立由行政行为主体在形式上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公民可否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法治理念出发,应该赋予公民起诉权。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尚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民可以对与抽象行政不作为密不可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救济途径。此外,公民也可以寻求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救济。     

简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构成要件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问题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以分层的构成要件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是一条可行且符合立法本意的路径。在立案阶段,行政诉讼被告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即应登记立案。到了审理阶段,行政诉讼被告不仅应当具备形式要件,还应当具备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才是适格的被告。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