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豁免的中国立场

近期各国与国际机构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再一次凸现了主权豁免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准确把握当前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在强国之路上的方向选择与利益界定,确立中国对于主权豁免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模式,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方向确立和实践指引意义。从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国际立法实践的导向上看,限制豁免将会成为国家豁免的主流模式。而从很多学者所倡导的国际法人本化的立场而言,绝对豁免的主张更多地带有前现代国际关系的痕迹,而不符合全球治理时代的要求。限制豁免、并在未来的发展中缩小豁免的空间是可以判定的主权豁免在国际法治进程中的伦理选择。中国在以往的涉外法律实践中总体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但也在一些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体现了不同的态度。从绝对豁免的模式转换到限制豁免的机制,不仅更有利于体现中国在国际法上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更有益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限制豁免主义之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法构建——与绝对豁免主义的比较下的探究

国际法上在国家地位定性上主要集中于19世纪前绝对豁免以及19世纪后限制豁免的角逐。随着莫里斯案、仰融案一些列案件的出现,绝对豁免的立场无疑受到了冲击。限制豁免主义,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也日渐为各国所接受。然而,在实践操作当中,却因为难以判明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以及与受诉讼法院地国家是否有实际上联系,而使限制豁免主义在适用上困难重重。本文从国家行为的定性上,以及被辨明为国家行为后,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来分析。     

简论绝对豁免理论

简论绝对豁免理论邵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理论是当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问题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几种：绝对豁免理论、限制豁免理论（即相对豁免理论）．平等额免理论和废除豁免理论．下面着重分析绝对豁免论。绝对豁免论认为：一个国...     

从中国的视角看国家豁免制度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豁免经历了从绝对主义的权威到限制主义的盛行,时至今日,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也基本适应了转向限制豁免的国际趋势,并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试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绝对豁免主义的逐步消亡，作为国家豁免的发展趋势的限制豁免主义必将为各国所接受，成为各国解决国家豁免问题的首要选择。长期以来，从我国政府处理涉及国家豁免的案件中（主要是我国作为被告方应诉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在坚持绝对豁免为基本原则，在具体规则上采取灵活处理的态度，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经济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的法治与国际接轨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本文试从国家豁免的历史渊源出发，对世界各国制度加以考量，并针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对国家豁免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进行探讨。     

简评“废除豁免论”

<正> 在国际法学中,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理论是伴随着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理论有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理论界又出现了废除豁免论。本文试图对废除豁免论作些评介。     

对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性质标准”与“目的标准”的取舍

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中国在未来也许要经历从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商业交易作为限制豁免主义的主要例外之一，无疑是各国在制定各自的国家豁免法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何判断是不是商业交易，其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该领域中存在巨大争议的部分。一般来说，性质标准是彻底的限制豁免主义所提倡的，目的标准则更容易滑向绝时豁免主义。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对规定什么是商业交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其理论基础源于国家主权原则以及由该原则引申出的国家平等与独立。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长期以来存在“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之争。目前,“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而且还在商业交易等问题上对国家管辖豁免规则作出了某些新规定。我国虽然一贯主张国家及其财产管辖的绝对豁免,但目前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开始接受“限制豁免论”。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有效执行的影响及其克服

在国际社会对国家豁免问题逐渐由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向的趋势下,执行豁免依然具有较强的绝对性。这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在限制执行豁免的途径选择上,有些国家主要采用设置类型化的豁免例外条款、保留行政权适度参与和有效利用对等原则等,有些国家通过判例实践来实现执行豁免认定标准的确立。这些方法的背后,暗含着对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经贸发展两方面的利益权衡。面对参与国际交往与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仲裁风险,中国宜改变长期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在加强限制豁免立法的同时坚持互惠原则,灵活地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面对执行豁免于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的现实,我国投资者亦应当充分做好投资前的防范准备,并在裁决执行遇阻后积极寻求多样化的补救措施。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

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发生争议诉诸仲裁后,在执行仲裁裁决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国家豁免抗辩的问题.对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的不同适用会使类似案件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但是限制豁免还未形成为习惯国际法.仲裁过程中国家豁免的放弃并不同于诉讼过程中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放弃,后者需要单独的声明.外交财产、央行财产以及军事、文化等财产一般享有执行豁免权,其他的财产则可能因为商业用途或者非主权目的而不能得到豁免.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政治与价值

国家豁免理论自产生以来,不论是从绝对豁免理论向限制豁免理论的发展,还是有关国家豁免的国际、国内立法活动,都是基于各国实践的需要而进行的。本文从政治与价值的角度分析了国家豁免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目前国家豁免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批判

普通法系国家传统上都奉行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制度,我国故有人主张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但绝对豁免所依据的职能论和政策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除美国之外的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现都已转而实行有限制的豁免。因此,我国在修改仲裁法时不应当赋予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     

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人权与国内人权不尽相同,它同国家主权有着密切联系。在现代政治中,人权和主权都是不断发展的概念。表现为人权价值、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广泛进入国际领域的人权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进步的潮流。国家主权则出现相对化趋势,绝对主权观念受到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事实上,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强调“人权至上”的绝对人权论和强调“主权至上”的绝对主权论,都难免失之片面。     

国家主权豁免的相对和绝对原则及合理性分析

国家主权豁免的绝对和相对原则是豁免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绝对豁免原则主张所有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都应享受完全和绝对豁免;相对豁免原则主张对国家行为进行分类后有选择地给予豁免。相对豁免与绝对豁免原则的冲突反映了我国改变绝对豁免原则、加强相关立法、采用更合理的混合标准的必要性。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内法调整到国际公约的转变——兼论莫里斯和仰融两案

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置疑和挑战,有限豁免原则逐步取代绝对豁免理论。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多边国际公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于2004年12月2日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我国已在《公约》上签字。该公约标志着国家及其管辖豁免方面开始确立起普遍性的统一的国际公约的规则,国家豁免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主义到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过程,必将对国际法制及国内法制、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国家及其省政府在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莫里斯案和仰融案。因此,研究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和应对措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限制豁免的原因及其对策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于中国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步八由坚持绝对豁免主义转向采纳限制豁免主义的国际趋势。这既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处理领土管辖权和外国豁免权之间的关系，保障人权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应继续在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方面不断努力。     

国家管辖豁免的转向——以“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为视角

在涉"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中,我国法院对被告为外国政府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表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实际放弃了绝对豁免论,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有益探索。绝对豁免论限制了我国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进行救济的途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和障碍;限制豁免论符合世界趋势、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发生着豁免立场的缓慢转向,结合学术界主流观点,限制豁免立场更有利于保护我国利益。由于颁布统一国家豁免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判例确立限制豁免规则在我国的不可行性,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纠纷中国家管辖豁免无法可依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颁布限制豁免原则的单行法,一方面使我国企业在国内法院起诉外国政府具有可能性,为"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提供国内司法保障;另一方面使法官以法为据,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主权平等理论是其主要法律依据。国家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及其政府机关、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或部门和其他实体、国家代表。关于国家豁免范围,许多国家先后抛弃了绝对豁免的主张,转向限制国家豁免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