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是1945年国民政府为接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在它存在的3年时间里(1945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共接收联总物资236万吨,价值逾5亿美元,并开办了多项紧急救济与战争善后事业。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行总的善后救济工作做初步评析。     

福建抗战后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无偿援助我国价值6.47亿美元的巨额物资在收复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善后救济工作。1946年3月1日、7月1日,“行总”先后在福建成立了福州办事处、厦门办事处,隶属于浙闽分署管辖。10月,“行总”设直辖福建办事处,负责福建全省     

受习近平李克强委派,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四川指导抢险救援工作

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国务院工作组于6月24日紧急赶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指导"6·24"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61年前涉外刑事第一案

烟台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一次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重要商埠和海港城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也从上海派人到烟台设立办事处，工作人员于1946年冬到达，其任务是与中共解放区民主政府共同负责救济二战中难民事宜。然而不久，就在烟台市解放近两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涉外事件——“杨禄奎事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涉外刑事第一案。     

群体性事件善后处置的几个原则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把握四个原则：一要准确定性,这是善后处置的前提;二要严格用法,这是善后处置的底线;三要灵活用策,这是善后处置的关键;四要以人为本,这是善后处置的导向。     

特殊的战场 光荣的使命──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

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联总”“行总”就救济物资分配及黄河复堵问题进行谈判1947年12月9日，国民党警特突然包图并非法闯入在沪江别妈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宿舍，居住在这里工作人员据理力争，逐出警特。12月12日这群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人们撤离了上海边回解放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成立于1916年7月结束于1947年12周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解总上海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配合国共南京谈判和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揭露国民党政府违反联总“公平、不歧视”的分配原则．利用联总善后救济物资打内战的事实…     

一本鲜为人知的《守土日记》

最近我们发现了一套鲜为人知的《守土日记》,日记作者谢宝树(1904—1948),湘阴县石圹乡人,他在1938年至1942年,曾两次任湘阴县县长。在此期间,正值第二、三次湘北会战,并负责“湘北战地救济队事宜,躬率队员赴谷鏖战地带发放急赈救济灾民,督办善后调查暴敌蹂躏之实况”。他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备国家编纂抗倭战史及他日重修邑乘之参考资料”的宗旨,     

从成都公交燃烧事件看政府的危机公关

时间停留在6月5日早晨8时02分，成都公交公司一辆车牌号为川A419567的9路公交车从天回镇行驶至北郊三环路川陕立交桥下桥处发生燃烧，造成27人遇难，76人受伤。这起特大事故发生后，成都市在紧急救治伤者、扔陋死者家属、积极处理善后的同时，实际上当时还经受着另一场考验：即政府如何做好危机公关——而后者在妇弦次上考量着政府的治理能力。     

骤变以后的阿尔巴尼亚经济

阿尔巴尼亚在90年代初的骤变使全国经济陷入危机,工矿企业及国营农场遭到严重破坏。1991年全国只有一半企业在运转,工业产值只有1990年的58％,是近些年来下降最多的一年。城市失业人口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30％左右,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口粮几乎到了要依靠外国紧急救济的地步。     

浅析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制度规定缺乏统一性、权利救济范围相对狭窄、权利救济管理机关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救济秩序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等问题,完善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要确定司法救济权,构建独立的救济机构、明确司法救济的范围和时机,确定司法审查标准和方式。     

全忠纪事

<正>他,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用情温暖群众心灵,在党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面对军队调整改革,他放弃去战区机关和一线部队的机会,主动要求去善后办做"不起眼"的善后工作;参军27载,他曾10余次调整岗位,始终初心不改、兢兢业业,先后1次荣立二等功、7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信访干部"。他,就是被誉为"善后先锋"的北京军区善后办老干部处处长全忠。忠于党的事业勇于担当作为     

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京（时称北平）．于是我回到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时值中国旧制度崩溃、新中国建立之际．每个人都在考虑去留问题。我选择留下来．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陈嘉庚的民族气节

曾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在兴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知难而进，刚毅不屈，表现出可贵的硬骨头精神和民族气节．1932年，陈嘉庚公司因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陷于极度困难，不得不接受外来资本，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英国一家垄断资本的银行利用股东地位，柬机胁迫陈嘉庚先生停止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但他断然拒绝说：“不1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横近日机滥炸的集美学校校舍工待修复，美蒋“善后救济总署”表示愿予“赈市’。陈嘉庚先生大义凛然，拒绝接受帝国…     

关于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思考

行政合同的救济主要是对行政合同缔结、履行中产生纠纷的救济,其救济主要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文章明确了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的前提——行政合同案件可以而且应该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对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作出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合同诉讼救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个鲜为人知的战场——周恩来与抗战后救济工作

上 篇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而跃居世界一号霸主的美国，为变中国为殖民地，推行着扶蒋反共政策。蒋介石自恃后台硬，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和暗杀。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战火弥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倒在血泊中。美国一面派马歇尔将军出面调停，一面帮助蒋介石调兵，空运至东北、华北各战略要点；不仅以美式武器装备了 54万蒋军，以“剩余物资”、“租借物资”名义及 14次贷款计 28亿美元给蒋介石，而且还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公约规定的“由联合国中未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捐献的，缴纳数为当年该国总收入的…     

回望一九四九（三）

国民党轮船招商局秘密投向中共 3月,国民党招商局中的进步人士秘密投向中共.国民党招商局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局总部设于上海,沿长江各埠、沿海各港口,都设有分公司.国外设有办事处或代理人,共有轮船吨位50万吨,员工1.7万多人.1948年,国民党计划将招商局的财产和人员陆续运往台湾,指定由总经理胡时渊负责.胡时渊在中共影响下,决定保护招商局财产不被掠去台湾.本月,胡时渊两次密电各地分公司负责人,要求全体船员严守工作岗位,做好船舶、码头、仓库等财产的保护工作.并将一大批各式轮船修理厂设备等截留下来.同时将国民政府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准备撤往台湾的40多艘、每艘价值500多万美元的船只全部买下,等待接收.     

我国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有关商业秘密救济制度的立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以刑法、合同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为辅助的一套法律制度，构建了民事、行政和刑事多个角度对商业秘密进行救济的法律框架。就几种救济途径比较而言，行政救济具有主动、简便、灵活的优点，发挥着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等其他救济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现状与途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在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申请仲裁的权利保障等,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在法律制度缺位、救济渠道单一等方面。因此,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分析--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视角

行政活动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立场,对行政活动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进行了历时性和现时性的一般梳理,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进行了国际比较.文章阐述了中国行政救济的历程,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最后,根据普遍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亟需正视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权利救济机制的创新——与其他救济机制的比较分析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具有自身特征,在世界上发展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是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是权利救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对传统救济机制的超越、创新和必要、有益的补充。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现实国情,通过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