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公正的人性基础辨析

对人性善恶的探讨古已有之 ,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善论占主导地位 ,而西方法哲学却将人性为恶作为对人性的基本设定和判断。正是由于对人性所持的看法和立场不同 ,中国陷入了人治的漩涡 ,而西方则成功地走向了法治。本文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探讨人性的认识和判断对法律制度以及诉讼制度的影响作用 ,进而引申出诉讼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思考在中国当代的时空与风土国情下如何有效地推进诉讼制度的改革 ,以实现诉讼公正 ,并最终能够实现司法正义     

儒学“为善去恶”论对当下德育的启迪

在儒学"为善去恶"理论中,善与恶不是相对的概念,与恶相对的善亦是恶;儒学所谓的善是指人之为人的根本性,"善教"指明的是人生命发展进取的方向。这些观点给当前德育工作提供了借鉴:一是去恶不是为善,德育要正确处理外在规训与内在自觉之间的关系;二是生命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为善构成了生命前行的一种根本指向;三是德育的过程是生命在"为善去恶"道路上的延绵。     

论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演进逻辑及其意义

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生产方式中、具有一定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现实、具体的人。由于受到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制约,人所本质具有的价值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得以展现并确立、发展。这是一个从权利失位到权利归位的人权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个过程,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无善无恶”即是“至善”——王阳明“心之本体”的诠释连贯性与核心意蕴

王畿的“四无论”与钱德洪的“四有论”（实为“一无三有论”）至少有一共同前提,即“无善无恶心之体”。王阳明无论在其早期,还是在其中晚期,其“至善是心之本体”的提法未曾间断且具诠释的连贯性。他揭示出其心之本体的核心意蕴,吾心是至善所止之地,吾心即是吾性,至善既是心本体的本质性规定,亦是心本体的根源性存在。至善的特殊品质在于“诚”。     

儒家人性观的实然性与应然性思考

关于人性，有两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实然性与应然性。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大不相同。孔子人性观有实然性与应然性二分思想，但并没有将两者严格区分；孟子的性善说侧重人的应然性；荀子的性恶说侧重人的实然性。从实然性与应然性辨证关系来看孟荀的人性论，可知二者乃是从不同的层面谈人性的，但都相信人性的“迁善”，其目的也是相同的。     

“善”积“人脉”

时下人脉一词常被人使用.何谓人脉?人脉即人际关系、人际网络,体现人的人缘、社会关系.     

生态危机的人学反思——兼论“绿色发展观”

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从人学的视阈来看,生态危机源自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一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二是工业革命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资本主义利用,导致了资本对人和生态的双重掠夺。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绿色发展"融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之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     

“人性”与“制度”关系的哲学分析

人既是制度主体,又是制度客体,人与制度密不可分。人性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制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制度哲学的逻辑起点。对各种关于制度的人性假设,应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既不要绝对肯定,也不要绝对否定,而应该进行辨证的分析和综合,吸取合理的成份,抛弃不合理的成份,坚持科学的制度人性理论。     

论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兼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党性、德性与人性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党性的建构基础是德性，而德性的立论要件是人性。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又直观地体现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这种逻辑关联性的基本要义是：要以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表征党性建设中的“讲党性”，要以人性建设中的“作表率”引领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     

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即能够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能够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主旨;能够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是:学习与理解相结合——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旨和灵魂;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柏拉图正义观的人性根源与冲突

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对什么是正义,虽然每个人都试图回答它,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回答。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其人治的伦理基础,它与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正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建立在其人性观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性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异,这种人性等级上的差异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制度。这又使得柏拉图的正义观与现代的民主、平等与自由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论党性与人性的契合

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人的解放、人性的满足;在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坚持和实践党性.人性的主线和党性的主线不是对立的,二者存在契合点.没有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党性的主线发展滞后于人性的主线,与人性的主线相脱离,这是造成日前中国共产党内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用党性与人性相统一的视角来分析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霍布斯对人性的假设

人性论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欲望和理性构成了霍布斯探讨人性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两者的地位有所不同。欲望等激情相比于理性,是人身上更为自觉且能动的要素,表现出比理性更大的力量。这其中包含了霍布斯对所处历史环境和现实社会的体验与思考。     

理性的善与恶:社会道德重构中的文化价值

尼布尔对理性在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在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时他却充分运用了理性的力量,接受了理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应在尼布尔理性观点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理性的作用,在正视情感的前提下,发掘理性的力量,探究其在当代社会道德重建中的启示性价值。     

科学的人性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本己的。科学的人性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哲学基础。在对人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试论司马迁的“善因论”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借鉴意义

通过司马迁的宏观经济理论--"善因论",对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善因论"之理论体系包括开展多种经营致富的理论.这些经济思想对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宽容意识的人性观基础

现代西方的宽容意识是以其具有悲剧意识、平等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凸现人的自由意志的动态的人性观为基础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观是喜剧意识、等级主义、泛道德主义、忽略人的意志自由的善恶二元对立的静态的人性观,这是中国缺少宽容意识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中西方人性观刚好形成差异对立优势互补的格局,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借鉴吸取西方人性观中的优秀思想,扬弃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观,构建新型的、先进的、科学的、符合人性的、系统的人性观,为中国的宽容意识的培育奠定人性观基础。而中国的整体性、乐观性的人性观对西方的人性观也是很好的补充和均衡。     

试析罗尔斯的“基本善”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是要运用于社会结构的,“社会价值”的分配由社会结构来进行.他将由社会分配的社会价值(权利、自由、权力、机会)等称之为“基本善”.在关于正义原则的论证中,“基本善”的观念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是为区分“最不利者”提供了标准,二是为它的“原初状态”中的主体提供了心理动机.但是,“基本善”理论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问题,遭到了施瓦茨、内格尔等学者的批评,他们促使罗尔斯对“基本善”作出回应,不断加以修正.罗尔斯的基本善理论不可能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它立足于美国的民主社会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一种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     

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关系—兼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党性、德性与人性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党性的建构基础是德性，而德性的立论要件是人性。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又直观地体现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这种逻辑关联性的基本要义是：要以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表征党性建设中的“讲党性”，要以人性建设中的“作表率”引领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     

人性特征与制度完善——基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反思

人性有其生物性,有其恶性,而制度具有惩恶作用,所以人需要外在制度的制约与导引；人性有其精神性,有其善性,而制度具有扬善、激励作用,所以人会自觉遵循良性制度的安排与要求。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伴随制度的变革会产生一些制度代价。即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会影响甚至阻碍人性的发展。人性的发展要求外在制度的变革和完善,而在制度的大变革中要注意不断完善具体制度,将制度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制度改革与人性发展相互促进。